卢钟锋（1938—2012），广东潮州人，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毕生坚持唯物史观，治学严谨求实，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传统学术史、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研究，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国化、当代中国史学反思等问题完成了一系列高质量学术成果，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卢钟锋的学术道路开始于1963年秋，当时他攻读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侯老身边工作。如卢钟锋自己所言，他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中国思想史研究到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再到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

　　卢钟锋继承和弘扬侯外庐学派，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先后参加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1978）、《中国思想史纲》（1980）和《宋明理学史》（上卷，1984，下卷，1987）三部著作的撰写；二是他自己的专著《中国传统学术史》（1998）和《卢钟锋文集》（2005）的撰写与编辑，以及他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2011年12月完成结项）；三是他先后参与合编《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1987，下册，1988）和独编《纪念侯外庐文集》（1991）、《侯外庐集》（2001）等工作。

　　从1973年3月开始，在《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撰写中，卢钟锋除了负责全书的学术组织工作外，还撰写了关于洪仁玕的《资政新编》以及戊戌变法时期的有关章节。卢钟锋认为这项工作是他“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起点”。在1979年至1981年参与完成《中国思想史纲》的有关撰写工作之后，卢钟锋把主要时间和精力转向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根据当时《宋明理学史》撰写的分工，卢钟锋除了承担宋代理学家胡安国、胡宏、张栻，明代江右王门理学诸子，以及《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对宋明时期理学总结等章节的撰写之外，还负责相关学术组织工作和全书的统稿工作。该书主编之一邱汉生先生在出版后记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卢钟锋同志在统一全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书稿的质量提高了一步”。通过宋明理学史研究，卢钟锋加深了“对传统思想文化本质特征的认识”，从而引发了他后来对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研究。卢钟锋认为，《宋明理学史》研究是他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生长点。

　　1998年，卢钟锋的《中国传统学术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系统、厚重，有理论、有创新的思想学术史著作。自1987年夏天开始着笔，到1997年9月写书后跋文，他前后集十年之功。全书十五章，40万字，以对《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这两部学术史的研究为基点，向前上溯至先秦诸子著作，向后延伸至20世纪30年代徐世昌的《清儒学案》，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六七百年。这部专著对中国传统学术史发展演进的基本脉络进行了梳理，对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著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从对中国传统的学案体学术史渊源流变的考察，拓展到结合其他形式的学术史论著进行综合研究，以展现中国传统学术史发展过程的全貌；通过揭示中国传统学术史著述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学术文化思潮基本走向之间的关系，具体考察各种形式的传统学术史论著本身，以说明它们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发展变化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源自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坚持从社会历史环境、学术文化思潮切入，侧重对历代学术史思想内容的辩证分析。用卢钟锋自己的话说，此书的研究方法表达了他“服膺师法的学子情怀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的信念”。他把中国历代学术史当做一种文化现象，以“传统型的学术史”范畴来概括，并作为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研究对象。他提出：“中国传统学术史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它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而且还在于它为我们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 他正是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研究，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走向和历史线索，并贯穿于对先秦子学、汉代正史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宗教史、唐代官私学术史、宋代理学史、元代正史理学史、明初理学史朱学特色、明中期的学术史编修多元化、清初的总结性理学史和学术史、清中期的汉宋学史、清末的传统学术史的终结等多方面的研究中。这些内容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又有很强的内在系统性，其中具体研究和梳理的传统学术史代表性著述多达四十余部（篇），不失个案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研究上多有发掘并有开拓之功，被学者评论为“学术史的创新之作”。

　　卢钟锋的另一代表性著作，是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的《卢钟锋文集》。卢钟锋从公开发表的论文中选取了能够反映自己学术研究过程的论文，共39篇，分成综论篇、思想文化篇、理学史篇、学术史篇和评论篇等。从这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学术史和中国社会史等领域。在自序中，他指出：中国思想史源远流长，经历了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封建制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个历史时期，“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建立在中国社会史的基础上，从社会史的层面切入，考察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宏观把握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潮走向，然后才有可能对思想史上的学派和思想家进行个案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必须着重说明社会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其间的规律和特点，始终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具体贯彻和运用”。这些观点和认识，可以说是卢钟锋在对侯外庐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论的继承和弘扬基础上获得的自觉意识。

　　卢钟锋进一步强调，中国思想史是祖国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悉心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进一步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且，中国思想史学科涵盖哲学、社会、政治、法律、宗教、伦理、道德、史学、文学、逻辑的各个思想领域，“必须以哲学为主线进行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研究，着重于宏观的审视，揭示各个思想领域中的共性及其与每个历史时期思潮走向之间的关系。辨析其间的思想源流，理清其间的思想脉络，探求其间内在理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完整地展现中国思想史的全貌”。应该说，卢钟锋的这些认识不仅实践性地引领着自己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也给后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以启发和指导。

　　《卢钟锋文集》综论篇中收录的几篇文章，是卢钟锋晚年学术研究重点转向中国社会历史方面的导因和相关成果。《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一文，着重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和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的中国历史学状况进行比较研究，意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在研究中，卢钟锋感受最深的是，有人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成就，集中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及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运用上；及199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研究日益被边缘化。而且在西方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将中国历史过程碎片化和个别化的倾向。卢钟锋认为，“进一步加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研究，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成为2000年以后卢钟锋将学术研究方向调整到中国社会历史方面之后的首要课题。在这个思想背景下，卢钟锋所写的《当今的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2004）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在当今所面临的挑战》（2004）两篇文章，就是他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而对现状进行调研的成果。此外，《卢钟锋文集》中还收录了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相关理论和方法的论文，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2005）、《评钱穆的中国社会演变论》（2005）等。

　　卢钟锋晚年主持的“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课题始于2001年，历经十年，于2011年底完成结项。在此期间，他连续发表了几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如《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中国历史研究》（2008）、《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思考——以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研究为线索》（2009）、《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历史发展阶段性问题》（2010）、《“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问题》（2011）。这些论文体现了卢钟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思想意识及方法论的运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早在2002年初，卢钟锋经检查发现罹患肺癌，当时正是他主持“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重大课题的初期。十年间，他一面与病魔进行顽强抗争，一面集腋成裘般地、不间断地进行研究和论文写作。多少痛苦、磨难，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描述，但是他都挺过来了。在进行课题研究的同时，他还在为中国思想史学科培养新生力量，培养研究生。可以说，他是耗尽最后一丝精力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正是卢钟锋学术与生命经历的真实写照。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7日第3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