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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王阳明从祀孔庙所发生的思想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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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 围绕着王阳明从祀孔庙所发生的思想论争
围绕着王阳明从祀孔庙所发生的思想论争
 

学术前沿  加入时间:2019-1-7 10:20:28  作者:汪学群  点击:1678


    有关王阳明从祀孔庙之事,《明史·王守仁传》有一段记载,大意如下:王阳明刚死不久,桂萼便上奏其擅离职守,明世宗大怒,下廷臣议。桂萼等说王阳明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非难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不赞同,又作《朱熹晚年定论》一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的乐其任意,庸鄙的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但他讨捕贼,擒获叛藩,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世宗于是下诏停其世袭,恤典俱不行。隆庆初年,廷臣多颂王阳明之功,诏赠新建侯,谥文成。二年(1568),授予世袭伯爵。不久又有请以王阳明与薛瑄,陈献章同从祀文庙。明穆宗独允礼臣议,薛瑄从祀。至万历十二年(1584),御史詹事又提及王阳明从祀之事。大学士申时行等主张王阳明讲致知出自《大学》,良知出自《孟子》,陈献章主静,沿宋儒周敦颐、程颢,孝友出处如献章,气节文章功业如守仁,不可以禅而论,他们都应该从祀,又言及胡居仁纯心笃行,众论所归,也应该并祀,明神宗最终同意。有明一代从祀者只有薛瑄、陈献章、胡居仁、王阳明四人。[2]这段史料大体勾勒了王阳明从祀孔庙的曲折过程。可以看出王阳明死后遭到桂萼等人的攻击,明世宗剥夺其世袭的新建伯爵位,这是嘉靖年间的事。[3]隆庆伊始,在廷臣的提议下并得明穆宗的首肯,恢复王阳明的世袭爵位,又诏赠其新建侯,谥文成。[4]与此同时,从祀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几经周折并没能实现。万历伊始王阳明从祀孔庙之事又被重新提起,其廷议主要发生在元年、十二年,最后获许从祀孔庙。
    在中国古代,凡是对儒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先贤先儒死后大都从祀孔庙,进入孔庙东西两庑的先贤先儒,其身份及贡献得到官方的认可,也充分说明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王阳明忝列其中,这充分反映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下面讨论王阳明从祀孔庙的问题。[5]
 
         一、初议从祀孔庙


    王阳明死后,桂萼等建议追夺其新建伯封号,黄绾上疏为其辩诬,并列举事功上平定朱宸濠之乱,稳定江西、福建、两广等四大贡献,以及学术上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三大贡献,建议明世宗:“敕下该部,查给恤典,赠谥,仍与世袭。并开学禁,以昭陛下平明之治。”[6]呼吁恢复其爵位,但未得到官方的理会。毛奇龄分析其原因时指出:“世宗之裁抑甚于武宗,当在藩邸尚得闻谠言,乃一入殿廷,而四聪俱蔽,君之不易为如此。或曰:时议大礼,两家皆问公而公皆不答,新安故憾公。若璁、萼注意在此,稍构弄其间而中之已深矣。”[7]“两家”指嘉靖年间大议礼之争中赞成与反对这两派,他们都曾询问过王阳明的看法,他并未明确回答,但在张璁、桂萼看来这等于不支持世宗,其爵位得不到恢复也是理所应当的事。隆庆伊始,诸多官员呼吁为王阳明平反,恢复其爵位。他们认为,王阳明学术纯正,勋名熛烈,正符合封册所云“推诚宣力守正文臣”。况世爵定典,论功有六项,分别是开国、靖难、擒反、平番、御胡、征蛮,王阳明占了其中的三项,指其擒反、平番、征蛮,对稳定地方乃至于中央的政治环境立下汗马功劳,穆宗顺势则为王阳明恢复名誉。[8]
    王阳明的爵位得到恢复以后,从祀孔庙的问题被提及。隆庆元年(1567),给事中赵輄、御史周弘祖奏请礼部侍郎薛瑄从祀孔庙,御史耿定向奏请新建伯兵部尚书王阳明也从祀,下礼部议,至此开启王阳明是否从祀孔庙之争。主张王阳明等从祀的意见认为,国家以崇德报功,垂世立教,应十分重视从祀孔庙,本朝所出诸名贤并不比宋元时期少,而兴国二百年间却没有一人真诚慎重地对待此事。经过慎重考虑,以为“尚书王守仁质本超凡,理由妙悟,学以致良知为本,独观性命之原,教以勤讲习为功,善发圣贤之旨。”为“百年之豪杰,一代之儒宗。确乎能翊赞圣学之传。”[9]应该牌列两庑,当然也不乏反对者。对于因王阳明从祀而引起的不同议论,希望穆宗责令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国子监儒臣,广泛了解不同意见并整理成文字供朝臣们讨论,至于是否从祀最后要听皇帝的裁断,皇帝也同意。[10]同年十月,户科给事中魏时亮请录真儒以彰道化,列举薛瑄、陈献章、王阳明均得圣学真传,属于真儒,应该从祀孔庙,礼部讨论此事,但没有结果。[11]隆庆六年(1572),礼科部给事中宗弘暹请议王阳明从祀孔庙,仍没有结果。[12]
    这一时期,耿定向、薛侃、魏时亮是王阳明从祀孔庙的积极倡导者,下面略陈要旨。
    耿定向疏请王阳明从祀的理由是:其一,武功。明武宗末年天下发生动乱,尤其是朱姓藩王如朱宸濠乘机谋反,危机社稷,当时如果不是王阳明在江西擒获朱宸濠平定动乱,其后果不堪设想,平乱武功对国家稳定有益而且人所共知。生擒朱宸濠之后,太监张忠及许泰等又诱惑武宗,以亲征为名巡幸南京,其实暗怀异志,欲图谋不轨,宗社危机日益严重。此时全仰赖王阳明握兵上游,随机应变,这些奸佞得到震慑,武宗因此才得以顺利回北京,不仅使武宗有了较好的归宿,而且也有益于后来帝位的延续,光大皇家万世无疆的功业。王阳明功劳艰巨如此伟大,现在却被隐没,实在是不公平。[13]其二,学术。王阳明“倡明道术,默赞化理,未易言述。即据所著《拔本塞源》一论,开示人心,尤为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实是体究,则所以翊我皇上太平无疆之治者,尤非浅小。此其功,则百千世可颂者也。”明世宗继位以后封王阳明为新建伯,体现对他的关心。当时辅臣桂萼妒忌排斥,推荐王阳明平两广之乱,导致他死于归途,接着又煽动削去其爵位,让忠臣智士十分痛心。耿定向希望明穆宗念及王阳明的功业,恢复其爵位并且从祀孔庙,以便后世瞻仰,这样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他所要表达的是:“惟愿国家永灵长之庆,而不愿有建功之赏;惟愿朝端协一德之交,而不乐有倡道之名。”希望大家共明一体之学,顿消有我之私,王阳明之道即已表彰于今日,而其志向即已获伸于九州大地了。[14]
    薛侃也上《请从祀疏》赞同王阳明从祀,与耿定向一样,称王阳明“其功在社稷,道启群蒙”,大体也从学术与事功两方面阐述从祀的原因:其一,“功在社稷”。明武宗时朱宸濠借机谋反,危害宗社,当时王阳明在南昌举兵平叛,生擒朱宸濠,对稳定地方局势巩固国家起积极作用,这在当时众人皆知。太监张忠及许泰等曾经诱惑武宗,以亲征为名巡幸南京,其实是借此图谋不轨,国家正处在危机的边缘,又多亏王阳明掌握重兵,运筹帷幄,对他们形成震慑,使其不敢有所为,武宗也顺利返京,开启明世宗、明穆宗万世无疆的大业。这方面的功劳很大,但却被埋没了。其二,“道启群蒙”,指的是王阳明倡明道术,默赞化理。仅以《拔本塞源论》为例,其主张开示人心尤为明切,如果使中外大小臣工实是体究,辅助我皇上太平无疆之治一定会有所成效,这种功业百千世值得称颂。另外,对桂萼等人陷害王阳明鸣不平,希望皇上俯垂轸念,敕下廷臣虚心集议,特赐复爵赠谥,从祀孔庙,万代瞻仰。奉圣旨:“礼部知道。”[15]薛侃此疏是符合耿定向,因此,其文字与耿定向许多地方一致。所表达的是王阳明在事功和学术上立下丰功伟绩,从祀孔庙,牌立两庑是理所当然的。
    魏时亮以真儒作为疏请王阳明从祀的理由。在他看来,“王守仁,则曰质本超凡,理由妙悟,学以致良知为本,独观性命之原,教以勤讲习为功,善发圣贤之旨,当时亲炙者咸乐依归,迄今私淑者莫不尊信,是亦百年之豪杰,一代之真儒。”基于此,与薛瑄一样,王阳明显昭代之人文,真圣门之羽翼,可以并列宋儒,从祀孔庙无疑。他还补充道:“若王守仁者,破除俗学,独契本真,悟孔氏之微言,发后贤之未发,良知与性善,同功求仁,与万物为体。”[16]远祧孔孟微言大义,阐发良知促进儒学,这些都是真儒所为,因此王阳明从祀孔庙当之无愧。
    当时也不乏反对者,但徐阶曾力挺。如沈德符说:“隆庆初元,徐文贞当国,御史耿定向,首请祀王守仁于孔庙”,初意是恢复王阳明的爵位,并想与薛瑄一起从祀,但“以众论不同,仅还故封。”[17]徐阶早年师从王阳明的弟子聂豹,与王阳明后学友善,推崇阳明学,曾撰《阳明先生画像记》,为谢廷杰编纂《王文成公全书》写序,任首辅其间推动王阳明从祀[18]。隆庆二年(1568)徐阶致仕回乡,随着他的去职,加上有反对的声音,王阳明从祀孔庙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二、再议从祀孔庙


    之后的几年里几乎无人涉及王阳明从祀之事,中间即便有人提及也无人响应。万历开始,王阳明从祀孔子庙之事重新被提上议程。万历元年(1573),江西巡抚疏称王阳明上窥圣域,勋在王室,请与薛瑄一体从祀。章下礼部。[19]是年给事中赵思诚、御史石槚疏题王阳明、陈献章不宜从祀,而副都御史徐栻,给事中魏时亮、赵参鲁[20]、宗洪暹,御史谢廷杰、梁许、徐乾贞,进士邹德涵[21]都主张从祀。
    反对者反对从祀的理由是,王阳明在学术、道德与事功上都存在着瑕疵,如兵科给事中赵思诚上疏罢王阳明从祀之请。理由是王阳明党众立异,诋毁孔圣人及朱熹,有权谋之智功,备奸贪之丑状,如果不焚其书禁其徒而使其从祀孔庙,恐怕圣学中会产生一个奸窦,对世道人心危害极大,因此罗列其八项异言叛道的罪状。又说他宣淫无度,侍女数十,其妻每对众发其秽行。平定擒拿宁王朱宸濠可谓有功,然欺取所收金宝半输其家,贪计莫测,实非纯臣。王阳明死后,其徒借着有余党收受贿赂,无所不至。[22]礼部请勅翰林院等衙门官员,撰进王阳明应否从祀孔庙,议以赵思诚与徐栻等三人意异。[23]从祀在朝中遇到相当的阻力。
    南京福建道御史石槚上疏也说:国家以祀典为重,当祀而不祀则无以崇报功德,不当祀而祀之又何以激劝人心。王阳明可以称之为才智之士,说他是道德之儒则不妥,因为所谓致良知并不是其独自发明而是先圣贤的余论,他只不过诡异其说、玄远其词,以迷惑大众罢了。朱熹注疏经书,推衍阐明圣人之道,他则妄加诋辱,实为名教的罪人。宁王朱宸濠没有发生叛乱时,他们书札往来密如胶漆,如伍文定等在黄石矶擒拿朱宸濠时,他尚遥制军中。开始则养虎贻患,最终则因人而成功,恢复他新建伯的爵位已经对其很隆重,如果再让其从祀孔庙不免崇报太滥,因此加以反对。[24]
    赞同王阳明从祀孔庙的意见从其学术、道德与事功方面予以肯定。浙江道监察御史谢廷杰认为,学圣人在于学其建树,而这方面不外乎学术与事功两端。如学术上,王阳明良知之说妙契真诠,格致之论超悟本旨,其学术醇正从祀孔庙当之无愧。事功方面,他平定朱宸濠之乱,社稷得以平安,征广西广东,平乱安民,使不同民族相处和睦,鞠躬尽瘁于戎伍,最后死于胜利的归途,其事功平正,从祀孔庙理所当然。以前丘濬曾说过:“有国家者,以先儒从祀孔子庙廷,非但以崇德,盖以报功也。”商议从祀不过是律令,即走程序而已。[25]意思是说朝廷商议从祀不过是形式,而王阳明自身符合从祀的标准才是其本质或内容,名要符实,也就是说他才是真正从祀孔庙的大儒。
    邹德涵详细阐述了从祀孔庙的理由:第一,其祖父邹守益受学于王阳明,邹氏三代恪守王阳明之学,邹德涵本人又在朝为官,于公(指朝廷)于私(指邹氏师承阳明)都主张他应该从祀孔庙,否则就是事主不忠,承家不孝。第二,从祀大儒旨在彰显正学以正人心。看到皇上即立伊始,首先对群臣说:理道之要在于正人心,不说正纪纲法度而只讲正人心,十分重要,这一说法已经涵盖把握尧舜正天下的要领。而要想正人心,应该变化风俗,要想变化风俗,必须表彰大儒,本朝堪称大儒可承孔子统者莫有过于王阳明。就儒品而言,可分为大儒、曲儒、世儒三种。其一,明明德于天下,长育人才,辅翼皇化,为国家担当大任,树立大功勋,措天下于泰山而众庶不见其迹,其遗言流布足以醒寤后觉,使天下回心向道,称为大儒。其二,左规矩右准绳,言信而行,畏惧圣贤之法,不敢超逾尺寸,然而可以镇俗,不可以做人,称为曲儒。其三,钻研名义,考较异同,效仿圣贤遗言,撰述篇章,傲然持以继往开来,然而反之身心无当,称之世儒。世儒容易了解,曲儒更容易了解,只有大儒不容易了解,因此本身不是大儒不足以了解大儒。如孔子是万世大儒,晨门、荷蕢、微生、晏婴之徒可谓《春秋》时的贤智者,却对孔子仍然讥诮责备,由此可知大儒果然不容易了解。孟子崛起于战国,单独推尊孔子,把他与尧、舜、禹、汤、文、武并列,孟子是大儒,可见只有大儒才能了解大儒。意思是说那些反对王阳明从祀孔庙的人不配当大儒,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王阳明,不过是些曲儒、世儒而已。
    针对反对者的一些质疑,邹德涵一一加以辩驳,王阳明一生事迹或许有可疑之处,如他直契本心类似于禅学,辩驳先儒之言类似于诽毁,汲汲觉世真像天下之饥溺类似于偏激,爱惜同类类似于朋党,惓惓接引漫无拣择类似于愚笨,在军旅中聚徒讲学类似于迂腐。然而推原其本心,则是想要明明德于天下,希望正天下之人心。其心系天下,视天下之人心未正如疾痛在身,不治愈不罢休,因此不得不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想要兴起斯文,而不从人心之本明处觉悟,从事于见闻形迹之间以为是,则人心终不可正,因此不得不挈良知以明示前进的方向。况且他当时又不获信任,未能掌握大权,只能每天以其意默转朝宇,不得不屡屡费于辞说,这是他的不得已。他想要正人心继承往圣,是可以谅解的。当今正学彰明,大儒辈出,君臣合德,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了解他莫过于今日。
    接着又站在扭转世道人心的角度立论,认为王阳明从祀一事议论纷纷,徐徐未决,难道是说从祀重典非众人允许不可?其实不是这样的。对于事而言,有千百人认为对不为多,有一人认为对也不为少。如弘治、正德年间,有人想要使薛瑄从祀孔庙,反对者认为其著述少,道德等方面不如汉儒,然而有赖于先皇帝知其贤,力排众议从祀孔庙,薛瑄的品行才开始确定。当今王阳明从祀,正如弘治、正德年间议论薛瑄从祀一样,有赖于皇上的英明独断。如果一定要想天下无一反对才议祀,那么众心之同悦的莫过于乡愿,而《春秋》时最遭诋訾的莫过于孔子,如此从祀孔庙的首先应该是乡愿,然后才是孔子。邹德涵担心天下的人心愈来愈不正,请求王阳明从祀孔庙并不是推尊个人而是为天下着想,如果使王阳明一人从祀可以扭转天下风气,皇上又何乐而不为呢?[26]
   万历六年(1578),宋仪望撰《阳明先生从祀或问》,以问答的形式从思想上阐释王阳明从祀孔庙的理由。其一,问:古今学问自尧、舜至孔、孟原本是一个,后学如何议论纷纷?答: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谓理非自外至,自古圣君贤相、名儒哲士,相与讲求力行不过是完成人心本有此心生理而已,此为学术的本原,本质是一致的。心同理同才是最重要的。其二,问:心只有此生理,学术也无多说,各立异论为何?答:是人心陷溺、功利横流,门户之见只取在物为理一语,由心与理二分所造成。其三,问:知行合一在六经也有不同处,不可不辨。答:知行合一未免有异同,但并非今天相互抵牾。其四,问:为何说致良知是千古不传之秘?答:这是孔门传心要诀,也王阳明悟后语,可以说一以贯之。其五,问:既然王阳明之学为圣门正脉,可以说他是圣人吗?答:以前有人问程子“孟子是圣人否?”程子答道:“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王阳明就是那“学已到至处”的人。其六,问:薛瑄、陈献章、王阳明三人学脉相同吗?答:三人皆有志于圣人,然而学脉有所不同,学者们对薛瑄合口同词,对陈献章、王阳明议论不统一,学术难明而已。其七,王阳明功勋很大,但也有议论,这是为何?答:从古以来,忌功妒成,岂止今日?江西之功,他不顾覆宗灭族,为国家当此大事,而论者犹不能无忌妒之心。其八,问:近来听说朝廷只拟定薛瑄从祀,王阳明、陈献章两人姑俟论定,这是为何?答:具体管事的人并不了解王阳明的学问,又如何了解他本人?孔子是大圣人,在当时也遭到大家的评说与异议,孟子英气,下视千古,当时犹不免有传食于诸侯之疑。本朝理学尚多有人,薛瑄、陈献章、王阳明则是其中的佼佼者,积极推动薛瑄从祀、暂缓陈献章、王阳明从祀,对于后两者没有什么损益的。陆九渊在当时被说成是禅,而世宗朝却推崇并加以表彰,陈献章、王阳明两人从祀与否不足论,所可惜的是好议者不乐见国家有这样的盛举。[27]正面回答了许多人对王阳明思想的困惑,强调他与孔孟儒学一以贯之,并突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在思想上的贡献,这次拥护王阳明从祀的人比上次要多,理由似乎也很充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针对当时王阳明从祀受阻的原因,沈德符分析道:“先是江陵当国,最恶讲学,故凡言官以从祀诸儒请者,礼部概不允。”[28]又“至今上初元,都御史徐栻、给事中赵参鲁、御史梁许、萧廪、谢廷杰、徐乾贞等,各独疏荐守仁,宜与瑄同祀,时万文恭(士和)为礼卿,亦特疏专王守仁;御史李颐则荐胡居仁宜与王守仁同祀”,“时旨下,虽命会议,然张江陵秉政,素憎讲学诸公,言路逢其意,攻守仁者继起,以故贰卿台琐,以及词臣,无一人肯具议者,事遂中辍。”[29]江陵即张居正,万历前十年任首辅,以反对清流推崇循吏而闻名于世,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所谓的清淡当然持批评态度,尤其反对当时的书院及讲学,以为败坏风气,不支持王阳明从祀孔庙。[30]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死,不久,王阳明从祀孔庙之事再被提上议事日程。
 
        三、三议从祀孔庙


    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从祀孔庙之事被再次提及,与以前一样引起朝臣们的争议,所不同的是在明神宗同意下,官方最终确定他从祀孔庙,确立其在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这一时期赞同及推动王阳明从祀孔庙的朝臣及学者似乎成为主流,以下引耿定向、申时行、邹德涵几位的说法。
    与以前疏请侧重学术与事功有所不同,耿定向在给神宗的奏疏中突显良知之学的积极意义,认为王阳明之学行于乡邦使人履信,发于宗社使事业有功。这里只说其讲学淑人,单揭要旨即致良知,良知就是孔子所说的仁,是人之所以生生的根本。良知本于身而能视听言动,显于伦而为忠孝弟信,是非淑慝灵昭不昧,良知为民众所共同具有,无论圣凡古今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致与不致。《尚书·汤诰》说:“维皇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缓厥猷惟后。”这里说的“恒性”即良知,“缓厥猷惟后”是有待于今日。皇上孝养隆于两宫,诚敬处于九庙,是良知的根荄。王阳明揭示良知本旨,皇上当今顺应其法则,是千载最好的时刻。皇上恩准他从祀孔庙并不是祀其人而是以此为契机,为天下臣民行圣人之道树立表率,行圣人之道并非空洞的说教,也并非对人不对己而是反身修己,致良知即良知的实践。
    耿定向尤其强调不同等级的官吏及民众都应发现良知并践履良知,所谓“秉铨者不昧其良知,则必以显忠遂良为心,而凡罔上行私,妨贤病国者,必不为矣;司牧者不昧其良知,则必以拊循怀保为心,而凡辜较侮虐,朘民自肥者,必不为矣;司理者不昧其良知,则必以平恕矜恤为心,而凡深文巧诋,严箝密网者,必不为矣;司封疆者不昧其良知,则必以折冲敌忾为心,而凡全躯避难,饬虚好利者,必不为矣;司献纳者不昧其良知,则必以引君当道志仁为心,而凡希意逢迎,矜名钓奇者,必不为矣。推之敷天下,凡为人子,为人弟者,皆不昧其良知,则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悖德犯上,奸轨怙乱者无有矣。”[31]良知只有一刻不息不泯于人心,其道才能长久昭明于天下,这是王阳明从祀之举的真正意义,也是彰明道术之微机,化成天下之上务。以前有关王阳明从祀孔庙存在着各种意见,有的胶于言论意见之异同而没有求诸心,有的眩于传闻疑似之群吠而没有核其实。孔子当年被人讥讽为佞怀疑为党,议论纷纷,直到孟子竭力推尊,孔子其名才得以彰显,到了本朝专祀表彰,其名得以大显。王阳明之学得到天的启发,代表本朝文明的兴盛,他才是真正继承孔孟颜曾的人,汉唐宋诸儒似乎也比不上他。有幸圣明在上,良知在人心,万世炯然,不可泯灭。
    同年十月,大学士申时行等上疏,大意如下:前御史、詹事上书提议王阳明、陈献章从祀孔庙,下发九卿、科道官员商议此事。诸臣不能深刻理解,引起一些争论,甚至诋毁。奉旨:“王守仁学术原与宋儒朱熹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皇帝已经明示,而议论纷纷到今天也没有定论,又命廷议归一具奏。皇上重道崇儒,德旨屡下,深切著明。今再议独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窃以为未尽。诋毁王阳明、陈献章的人,以为他们是“伪学”、“伯术”,这些人并不了解王阳明。具体辩驳有以下几点:
    其一,说他们各立门户,必然离经叛圣,如老、佛、庄、列之徒。然而王阳明讲“致知”出于《大学》,讲“良知”本于《孟子》,陈献章讲“主静”,沿袭宋儒周敦颐、程颢,凡此皆阐述经训,羽翼圣真,难道是自创门户吗?事理往往浩繁茫然无从下手,必须要在其中提示切要以启关钥,宋儒如此,因此其为教,说“仁”、“敬”也各有主,难道只有王阳明、陈献章有门户吗?其二,说他们是禅家宗旨,必须外伦理遗世务才能理解其学。当今孝友出处如陈献章,气节文章功业如王阳明,岂可以禅而论?其三,说他们对圣门无功,难到必须有著述而后为功吗?孔子曾经删述《六经》,然而又自谓:“予欲无言”,“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称弟子中颜渊最好学,对于道的发明主要是身而非语言,如此功劳更大。其四,说他们(指阳明后学)崇王则废朱,不知道二者本相成并行不悖。在南宋,朱熹与陆九渊盛气相攻,两家弟子有如仇敌,现在却并祀学宫。朱子学既然以前不以陆子学而废,而今只因为王学而废吗?近世儒臣以褒衣博带为容,而究其日用往往病于拘曲无所建树;以博览洽闻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无所体验,习俗沉锢已经很久了。现在真心祀王阳明、陈献章,一是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二是以明实学之自得而不专于见闻,对于圣化岂不大有益处,像胡居仁纯心笃行,众议所归,也宜并祀。本朝二百余年,理学名臣后先辈出,不弱于宋朝,至于只有薛瑄一人从祀是制度上的欠缺。前人说过:“众言淆乱,折诸圣。”希望皇帝裁断,使胡居仁、陈献章、王阳明从祀孔庙并列于薛瑄之后,以昭熙代文运之隆。[32]
    邹德涵上疏认为,王阳明从祀孔庙是彰显潜德,以此鼓舞来学,其人格已得到明穆宗的肯定,说他“绍尧、孔之心传”,“倡周、程之道术”,光凭这两句话就应该从祀。现在反对者议论纷纭,质疑祀典,这似乎与穆宗的评价背道而驰。穆宗对他人品的肯定并不局限于勋伐,勋伐不足以反映他的功绩,如同铭鼎锡券不足以反映穆宗的褒德之心。穆宗时未完成王阳明从祀孔庙,当今应该继承先志使其从祀。
    针对王阳明不能从祀是因其与朱熹对立这一说法,邹德涵做了进一步反驳,认为不知道二者有什么不同。朱熹与王阳明在忠君孝亲仁民爱物等方面都相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朱熹的格物可以致知,王阳明的格物也可以致知;朱熹讲新民可以明明德,王阳明讲亲民也可以明明德。如同吴越地方的人去北京,既可以途经河洛也可以途经齐鲁,车辙马迹相隔越千里,然而皆可以到达北京,不拘泥其言皆可以入圣,以此认为朱熹是对的而王阳明是错的,如同经河洛的人笑经齐鲁的人,简而言之,朱熹与王阳明在总体思想上,即阐扬孔孟儒学宗旨方面是相同的。当然古代圣贤立言并不是没有差异的,如孔子言仁,孟子兼言义;孔子言志,孟子兼言气,通达之人并不以此认为孔孟之间有什么本质不同。周敦颐言太极,程颢言天理,程颐又专言敬,他们之间口相授受有所偏重,通达之人也不以此认为周程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因为王阳明之言与朱熹不同而矮化王阳明是不可理解的。
    针对抬高王阳明只因其勋伐这一说法,他辩驳道,按照这个逻辑,古今斩将搴旗、谋王断国的人不在少数,这些人岂不都可以从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观察王阳明的勋伐皆源自道德,区区立功之臣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他屡建功勋,这里只举一两件。在南赣为官时,恰逢明武宗南巡,奸贼在君王两侧调拨离间有不测之祸,手下官员劝他不要置于用兵之地,以免增加奸人的怀疑,他婉言谢绝,处之泰然,竟能出危去险,坐收成功,这是涵养深厚的体现。在江西为官时,他勤恳教民向善,如同父母对于子弟,虽然军旅仓皇,歌诗习礼一刻也没有停止,弦诵成俗,盗贼也萌发了改过从善之心,至今人们还在称颂。他在福建时行次丰城,恰逢宁王朱宸濠反叛,及还吉安檄兵征讨。出师之时把妻子叫到官舍中,屋的四周围放上柴草,命令守卫万一事有不测点火烧房,不可被朱宸濠沾污,他与妻子置生死于不顾,古代所称致身于道者也不过如此。奉命征思、田二地,他在奏疏中首先分析思、田发生动乱的原因,实属不得已,恳请皇上广开好生之德,办学兴教化。思、田之地民众听说都希望他来治理,到达之后不费兵卒,乱民缚首受罪。在边远山区能为国家筹万全策,对上成就文德感化的绩功,对下保全数百万生灵的性命,此为大儒所为。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古先哲人所难以做到的,他从祀孔庙当之无愧。又引《周礼·大司乐》“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没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33]王阳明的道德足为师表,又合乎乐祖瞽宗之义,应该从祀,这也体现兴起斯文,培植风教,告慰先皇帝褒德之心。[34]
    他们的意见得到朝中多数人的赞同。同年十一月,王阳明与陈献章、胡居仁一起正式入祀。御史詹事上言:孔子有功于万世,应该受到万世的祭祀,诸儒有功孔子也应该从孔子之祀。太祖高皇帝表扬先师,加意斯学,二百年间诸儒聿兴,直肩斯道,像薛瑄、王阳明、陈献章是其中最优秀的。以前言官疏请三人从祀,皇上从礼臣议,薛瑄已经入祀,王阳明、陈献章格于议而未能入祀。王阳明功烈文章,陈献章出处大节,谁人不知?臣考其学问,虽然专言良知、主静,似乎近于偏枯,但言知并未废行,言静也未曾离动,与宋儒之论同归一致。奈何议论纷纷?又议者杂举多端,对于王阳明尤加訾诋,部议独祀胡居仁。皇上因询内阁:文臣从祀,奈何不及武臣?阁臣言武臣从祀于太庙,所以表彰武功,儒臣从祀于文庙,所以表彰文治,两种典礼不可或缺,皇上听罢很高兴。于是又重提申时行等人疏从祀的理由,希望皇上圣明裁断主持,恩准陈献章、胡居仁、王阳明从祀,以昭熙代文运之隆。皇上也做出裁断:“皇祖世宗尝称王守仁有用道学,并陈献章、胡居仁,既众论推许,咸准从祀孔庙。”朝廷重道崇儒,原尚本实,操修与经济都是学问,也不必别立门户,聚讲空谈,反累盛典。礼部其遵旨行。[35]
    还有一种意见以为暂缓从祀。如礼部尚书沈鲤讲到现在对王阳明、陈献章从祀既然还有不同意见,而且参与商议的大臣也多有耆旧老成直谅多闻之士,他们都不为二人左袒,这说明舆论未协,事久论定尚非其时,暂缓进行,等到达成共识再从祀也不晚。[36]
当时反对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大有人在,其理由从唐伯元《从祀疏》中可以窥见一二。他共罗列六条:其道不行于闺门、乡人不信、质疑平朱宸濠之功、王阳明之学是禅学、王阳明之儒是霸儒、王阳明良知之旨弄精神。[37]用他的话说:“夫立于不禅不霸之间,而习为多疑似之行,功已成而议者不休,骨已朽而忿者愈炽,吁!可以观守仁矣。”[38]沈德符称:“今上甲申年,议孔庙从祀,时主王守仁者居多,而主事唐伯元力攻之,盖犹祖桂萼之说也。”[39]赞同者居多,反对者属于少数,而持反对态度最坚决的莫过于唐伯元。
   唐伯元不赞同王阳明从祀,在他看来以上六条并不足以说明不应从祀的理由,并一一予以驳斥:其一,王阳明少负不羁,长多机谲,一旦去而学道,很难见信于妻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别人见他的妻子朱氏抗颜而揖门生,并诟骂他,以此评价其生平不足为取。其二,乡曲之誉,要求其人无子弟之过,王阳明固然不能。到老没有著述,圣人羞称,士能闻道,一日千里,何况他的才识而可量吗?人见其议论过高,而言动气象没见到有异于常人,一些门徒又多蒙不洁,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此暴其短,这样做并不妥当。其三,朱宸濠不能有所为,不等他办理(指平乱)将自灭。但称他未发既无先事之防,既发又有张皇之状,踪迹诡秘,行止支吾,如果不是吉州忠义、伍守方略,朱宸濠之变的结果很难预料。道路讹传,至今不解,阳明门徒又为之辨,因此使听者愈加怀疑。朝廷劝功只考其成,君子论人贵成其美,如他的贡献配当伯爵,配享于功臣之庙也无不可,总之,朱宸濠之功状不必疑。其四,王阳明并非禅。禅应该是泊然一空寂于内,澹然绝慕嗜于外,禅可以治心养性,如果不屏伦理而自为一家,君子犹可取。像他机多智巧,神劳形疾,倘若是禅,也是呵佛骂祖之流,无修无证之糟粕人,因此其非禅。其五,圣人之道得王而信,得霸而尊。圣人也不完全反对霸,《春秋》所谓“一匡九合”就是突显霸,为什么?霸想当圣人,但不敢说自己就是圣人。像他自比圣人,其徒也推崇,甚至置于颜、曾、思、孟之上,因此他不是霸。其六,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凡言心学皆后儒误解。《大学》讲诚意正心,一定以修身为本,孟子讲存心尽心,一定归于修身以俟,君子引而不发,只讲工夫而不说本体。因此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这是平日之论,虽然如此,流弊也很久了,但还不至偈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那样猖狂,陆氏都可以宽恕,因此不应该独疵王阳明,他的可疑处也不在于弄精神之失。[40]
    在唐伯元看来,那些反对王阳明从祀的人,其理由并不充分或者说没有击中要害,他则从思想上反对王阳明从祀文庙,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良知学说的自相矛盾。良知与天理是同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良知在人是无还是有,致知与格物谁先谁后,在王阳明那里自相矛盾。第二,又有奇险反经之论。如说曾子、孟子没有承传孔子、颜子,因此是异学。说知即为行,则是目足齐到;说明德在于亲民,是本末先后倒施;说冬可以为春,是阴阳昼夜易位;又有故为互混之论以遁藏的地方,如“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功”,不知心体本无,善恶之名从何而生,等等,说王阳明是“大发千古所无之异论,欲为千古所无之异人。彼谓不忍操戈而入朱熹之室,不知其操戈而入孔氏之室也;彼谓朱熹之学为洪水猛兽,不知其自陷于洪水猛兽也。”[41]不仅把反朱熹,甚至反孔子的帽子都扣到王阳明的头上,这在孔子独尊的古代是大逆不道的异端之论。
    不仅如此,还有更为偏激的议论,他写道:“傥如守仁者而欲议祀典,则必巍然独当南面,而孔子为之佐享,如颜、曾、思、孟、周、程,犹得列之廊庑之间,彼程颐、朱熹而下,当迸弃之,不与同中国矣,岂能一日堂而居也。”[42]王阳明若从祀孔庙则颠覆儒家的道统,是对两庑先贤的亵渎。客观地说,王阳明在使用概念或范畴时确有不准确或歧义处,但这并不影响他所表述的主旨或思想真谛,以及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就师承而言,唐伯元早年拜湛若水的弟子吕怀为师,对陈献章、湛若水一脉有同情的理解,最服膺的是程颢和陈献章。[43]从其议论来看,显然是朱子学中的人物,僵化教条的理解朱熹乃至于孔孟儒学传统,如此才从思想上竭力反对王阳明,陷入朱子学的门户之中而不能自拔。不过他的仕途也不顺利,明神宗将其奏疏批给群臣朝议,遭到多人的攻击,不久因此被贬官,尽管后来恢复官职,但王阳明从祀孔庙一事已经定谳,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对于王阳明从祀孔庙所遭遇到的困难,毛奇龄写道:“今阳明事功则直是三代以后千百年一人,即令无学,亦既在孝弟、忠信、正谊、明道志士仁人之上。而学复如是,虽使亲入圣门,亦应不出由赐下,而只此从祀一节,尚龃龉论辩,谬之谬矣。史称,神宗定从祀,有‘王守仁有用道学’一语,真圣人之言。宋学惟无用,借以自便,故造为圣学轻事功之言”,“间尝叹阳明一生,其事功学术每败于宵人,而成于圣人。”[44]肯定王阳明在事功与学术上的贡献,但在从祀孔庙问题上却屡屡受阻,究其原因是小人从中作梗,只有圣人才能真正读懂或理解王阳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阳明从祀孔庙前后三次,可谓一波三折,从思想史角度看有以下特点:
    首先,有关王阳明从祀孔庙之争主要围绕着学术、道德与事功展开,涉及儒学的核心,即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从儒学的立场来看,学术并不是纯粹的,它是成就道德与事功或者说为后两者服务,也可以说对学术的评判以道德和事功为标准,实质上就是道德与事功的关系。相对而言,道德偏于内圣,事功则偏于外王,它们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其内在的逻辑是由道德完成事功、从内圣开出外王,内在超越是两者联系的特征,离开道德的事功或离开内圣的外王,不能成为儒家,当然不配享孔庙。从祀孔庙的最高标准是道德,这契合孔孟儒学伦理本位的原旨,也符合宋明理学的道德形上学,王阳明则把学习做圣人(孔子)当成人生头等大事,从祀孔庙当之无愧。
    第二,从祀孔庙与道统一致。从祀孔庙制度大体说起于汉代而定于唐朝,历经千余年,其标准简而言之就是孔子讲的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尤其德性或道德为圭臬。汉代思想以经学为特色,从祀孔庙的不乏经学家,他们主要讲家法、学统,虽然讲道德,但不讲或很少讲心性,而自宋代理学家融会释道二氏之后,心性则成为儒学的主题,儒学道德形上学化了,尤其是道统的提出,反映理学的共同价值取向。这一时期从祀孔庙的先儒大都是道统中的人物,道统与配享的诸儒合二为一,这也反映在从祀孔庙基本框架未变情况下的微妙变化。王阳明尽管思想解放,仍不脱孔孟儒学原旨,对经书的阐释虽然灵活运用,也以孔子微言大义为指归,其心学的主张与先贤有所不同,也是道统中的人物,而他能从祀孔庙反映了儒学的变化,突显出思想的时代性,因此可以说一部从祀孔庙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儒学的时代变迁。
    第三,从某种角度反映了明代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对立及相互消长。朱熹思想自元代奉为官学之后,明初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朝廷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这三大全把朱熹注经著述奉为经典、科举考试用书,朱子学如日中天。就在朱子学官方化意识形态化的同时,其教条及僵化的理解显现,或者说官方朱子学的流弊也逐渐暴露无遗。王阳明异军突起补偏救弊,对朱熹解经提出质疑,对其思想进行修正,当然遭到朱子后学的反对,由于王阳明学说的自主性、自觉性、朴实性、实用性且易于理解,以及通过办书院、讲会,在一般知识人及民间中得到广泛传播,阳明学在明代中晚期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弟子及推崇者也渗透到庙堂当中,可以说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已经形成一股势力,随着张居正去世而发生的朝局变化,首辅申时行等人力主王阳明配享文庙并得到朝臣的积极响应,最终使他从祀孔庙,与朱熹等同堂从祀,道德与事功得到官方承认,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另外,也应注意到有关王阳明从祀,大体来说,反对者夸大朱熹与王阳明的对立,而赞同者试图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明代中后期学术界出现了一股调和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取向,而王阳明从祀孔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朱子学与阳明学合流的趋势。

 

本文刊发于《中華思想史研究集刋》第2集,2017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此文为原稿,发表时有所改动。


[2]张廷玉:《明史·王守仁传》,吴光等点校:《王阳明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册,第2053页。
[3]嘉靖元年(1521)礼科给事中章侨上疏:“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明世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卷19,第568-569页。
[4]其中给事中辛自修、岑用宾等,御史王好问、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尚书妆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勋道德,宜膺殊恤。”下吏、礼二部会议,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阐圣贤之绝学,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珰,甘受炎荒之谪。建台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亲收社稷之功。伟节奇勋,久见推于舆论。封盟锡典,岂宜遽夺于身终?”疏上,诏赠新建侯。见《王阳明全集》第4册,第1368页。
[5]关于王阳明从祀孔庙,以前文章大都侧重从史料角度立论,如有代表性的文章见朱鸿林《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而本文拟从思想史出发加以分析。
[6]黄绾:《明是非定赏罚疏》,张宏敏点校:《黄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29页。
[7]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卷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史部,第551册,第98-99页。黄绾:《明是非定赏罚疏》,《黄绾集》,第629页。
[8]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卷2,《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1册,第98页。
[9]《明穆宗实录》卷9,隆庆元年六月丁丑条,第261-262页。
[10]诰命又称诰书,是皇帝封赠官员的专用文书。所谓诰是以上告下的意思。隆庆帝对王阳明学术的评价,“绍尧孔之心传,微言式阐;倡周程之道术,来学攸宗。”隆庆帝:《诰命》,《王阳明全集》第6册,第2027页。
[11]《明穆宗实录》卷13,隆庆元年十月丙申条,第358-359页。
[12]《明神宗实录》卷8,隆庆六年十二月辛未条,第294页。
[13]朱鸿林认为,耿定向上疏所举事迹有夸张之处,见《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以事功与学术相结合是他疏请王阳明从祀孔庙的理由。
[14]耿定向:《应明诏乞褒殊勋以光圣治疏》,傅秋涛点校:《耿定向集(上)》卷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41页。
[15]薛侃:《请从祀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4册,第1520-1521页。
[16]魏时亮:《乞定真儒从祀疏》,《钦定国子监志》卷55,《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600册,第628-639页。
[17]沈德符:《四贤从祀》,《万历野获编》卷1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2页。
[18]张怡玉记,以前南安有个古寺,一位老僧坐化其中,生前遗嘱不要埋葬我,把我锁在里面。王阳明来广西经过此地,开门看到墙壁上有:“五十三年王守仁,开门原是闭门人。精灵剥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此事原载于王阳明本传,为使王阳明顺利从祀,徐阶删去。王阳明:《言行录汇辑上》,《王阳明全集》第5册,第1650页。
[19]《明神宗实录》卷10,万历元年二月乙丑条,第348页。
[20]户科给事中赵参鲁上疏争祀王守仁,疏并下部。《明神宗实录》卷15,万历元年七月壬寅条,第469页。
[21]工部办事进士邹德涵奏王阳明应该从祀孔庙,又言“众心同悦者莫甚乡愿,《春秋》最诋訾者莫甚孔子,求无一诋訾之人,然后议祀则当首乡愿,次孔子矣。”《明神宗实录》卷19,万历元年十一月甲申条,第534-535页。
[22]《明神宗实录》卷11,万历元年三月乙酉条,第366-367页。
[23]《明神宗实录》卷13,万历元年五月庚子条,第432页。
[24]《明神宗实录》卷15,万历元年七月戊子条,第458-459页。
[25]《明神宗实录》卷13,万历元年五月戊戌条,第425-426页。
[26]邹德涵:《新建伯从祀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6册,第2279—2281页。
[27]宋仪望:《阳明先生从祀或问》,《明儒学案》卷24,吴光等点校:《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册,第640-653页。
[28]沈德符:《祀典》,《万历野获编》卷14,第360页。
[29]沈德符:《四贤从祀》,《万历野获编》卷14,第363页。
[29]耿定向:《议从祀疏》,《耿定向集(上)》卷2,第62-63页。
 
[30]另外应注意到,张居正在答南京提学御史谢虬峰的信中称:“阳明先生从祀事,以宗伯病,不能会议,久稽题覆。好事者遂乘间而诋之,其言粗浅可哂,然何伤乎日月乎!”《答文宗谢道长》,《张居正集》第2册,第366页。言中得知王阳明从祀之事被延宕是因为礼部尚书患病,也表达了对当时攻击王阳明从祀的一些不当言词深表不满。在同年复谢虬峰的另一封信中也说:“阳明先生从祀,礼官方欲定议,而南疏复至,又极其丑诋,至欲并褫其封爵,则亦过矣。”《答南学院谢虬峰》,《张居正集》第2册,第411页。王阳明虽然不能从祀,但不应褫夺其封爵。张居正在世时,王阳明未能从祀,不能简单归咎于他个人。
[31]耿定向:《议从祀疏》,《耿定向集(上)》卷2,第62-63页。
[32]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王阳明全集》第6册,第2073-2074页。
[33]唐顺之《故礼部左侍郎薛瑄从祀议》:“臣闻《周礼·大司乐》曰: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没则为乐祖,祭于瞽宗。瞽宗者,殷学也。此学宫祀其能为师者之证也。”以此作为提议薛瑄从祀议的依据。
[34]邹德涵:《新建伯从祀议》,《王阳明全集》第6册,第2282页。
[35]《明神宗实录》卷155,第2865-2868页。
[36]沈鲤:《议孔庙从祀疏》,《亦玉堂稿》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37]唐伯元:《从祀疏》,朱鸿林点校:《醉经楼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75-176页。
[38]唐伯元:《从祀疏》,《醉经楼集》,第177页。
[39]沈德符:《祀典》,《万历野获编》卷14,第360页。
[40]唐伯元:《从祀疏》,《醉经楼集》,第175-176页。
[41]唐伯元:《从祀疏》,《醉经楼集》,第178页。
[42]唐伯元:《从祀疏》,《醉经楼集》,第180页。
[43]朱鸿林:《点校本前言》,《醉经楼集》,第3页。
[44]毛奇龄:《王守仁传本》,《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1册,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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