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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子读书法》到《读书分年日程》 中国思想史_第36辑
从《朱子读书法》到《读书分年日程》

 
学术刊物 - 朱子学研究 - 第36辑 - 从《朱子读书法》到《读书分年日程》

从《朱子读书法》到《读书分年日程》


——试论宋元间朱子学之流变

第36辑  加入时间:2022-5-1 20:32:34  作者:周春健  点击:406

 
  有元一代,运祚不长。无论经学还是理学,涉及元代学术时常常一笔带过,甚或略而不谈。然而倘若细心考察其中某些环节,却可以发现元代学术有其独具的特点,在学术史或思想史上亦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宋元间两部相关著述中,考察朱子学在此时期的流传及其演变。
 
一、《读书法》与《分年日程》的编纂与体例
 
  在宋明理学史上,谈到“读书法”方面的著述,流传至今的恐怕要以《朱子读书法》(以下简称《读书法》)和《读书分年日程》(以下简称《分年日程》)两部最为知名。前者由南宋江西鄱阳人张洪、齐共同编纂,后者则由元代鄞县(今属浙江宁波)学者程端礼(1271—1345)编纂。二书均言明是在朱子(1130—1200)弟子辅广(生卒年不详)所编《朱子读书法》的基础上纂辑而成的,惜乎辅广之本今已不传,然由张、齐本《读书法》和程氏《分年日程》可窥一斑。
  按照朱鸿林先生的说法,《读书法》这一类书在南宋末年出现,从著述体式上讲可以看成一种“现象”,其性质属于“宋人所为有意系统化综结朱子学说,使其便于初学入门深造自得的编纂”,[1]这在当时形成了一种风气,与宋末以来朱子学地位的逐渐提升有关。关于张、齐本《读书法》的编排体例,四库馆臣有言:
  以辅氏原本为上卷,而以所续增者列为下卷。皆以《文集》《语类》排比缀辑,分门隶属。虽捃拾钞撮,稗贩旧文,不足以言著述,而条分缕析,纲目井然,于朱子一家之学,亦可云覃思研究矣。[2]
  所谓“以辅氏原本为上卷,而以所续增者列为下卷”,李晓宇先生认为这可能是四库馆臣的一种误读。在他看来,张、齐二人当年编成的上卷、下卷,就是如今四库本《读书法》的第一、第二卷;而四库本的第三、第四卷,实由张洪的同乡好友王君所增补。[3]不过,无论是张、齐当年原本,还是清代的四库本,在目录上完全一致,皆将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两部分纲目相同,均前列“纲领”,继而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六目。
  六目之下,则“皆以《文集》《语类》排比缀辑,分门隶属”,如齐在序文中所说:
  僭于暇日,与乡亲友龙山张君伯大因其旧文,及取文公之言此而汉卿之未录者,相与搜集附益,更易次第。先定“纲领”,以载书之所当读之故,与读之所当务之说。复于中撮其枢要,厘为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著紧用力”,曰“居敬持志”,而著其说于每条之下。于是纲领条目,粲然明白。[4]
  也就是说,《读书法》的体例,即是将朱子散见于《文集》《语类》等处的相关言论,按上述六个条目分类编排其下,从而让读者把握圣贤之书之精要。
  需要说明,据张、齐二人所作序言,《读书法》于宋度宗咸淳元年乙丑(1265)定稿,次年丙寅(1266)刊刻,[5]刊刻之地正是其时张洪任学官的四明鄞县,也正是《分年日程》编者程端礼的老家。
  据《元史》本传载,程端礼,字敬叔,幼颖悟纯笃,十五岁能记诵《六经》,晓析大义,学者称“畏斋先生”,长而不仅从同乡名儒史蒙卿(1247—1306)问学,得蒙卿“以传朱氏明体达用之指”,[6]而且还从史蒙卿那里获得《朱子读书法》之传。端礼在《送冯彦思序》中即称:
  余自早年受学于甬东果斋史先生,授《朱子读书法》六条,所谓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者。才识虽陋粗,知兢兢固守而不敢废。[7]
  程氏在《分年日程》“纲领”部分曾胪列所凭诸文献,其中就有《朱子读书法》。“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六条之名称及顺序,与端礼此《序》中所言正同。又于六条之下作注云:“右详见辅汉卿所编,近已刊集庆学。” 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纲领》,清福州正谊书院藏版。可知,程氏编纂《分年日程》时所采之《朱子读书法》,乃指辅广所编。张、齐本《读书法》之纲目六条,在名称上与端礼所言辅氏六条完全一致,然顺序有所不同(后文详论)。
  不过,史蒙卿本人即鄞县人,且为“咸淳元年进士”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2910页。,而这一年正是张、齐本《读书法》的定稿之年。史氏得以寓目《读书法》,也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虽然程氏于书中所言六条顺序与张、齐本《读书法》不同,但也无法排除程氏亦受了张、齐所编之本影响的可能。
《读书分年日程》,又有《进学规程》《读书工程》《读书日程》等别称。此书初定于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八月,刊刻于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十一月。[8]关于此书的编纂缘由,端礼有言:
  今制取士,以德行为首,经术为先,词章次之,盖因之也。况今明经一主朱子说,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以便志道之士,汉唐宋科目所未有也。诚千载学者之大幸,尚不自知而忍紊之邪?嗟夫!今士之读经,虽知主朱子说,不知读之固自有法也。读之无法,故犹不免以语言文字求之,而为程试资也。昔胡文定公于程学盛行之时,有不绝如线之叹,窃恐此叹将复见今日也。余不自揆,用敢辑为《读书分年日程》,与朋友共读,以救斯弊。盖一本辅汉卿所粹《朱子读书法》修之,而先儒之论有禆于此者,亦间取一二焉。[9]
不难看出,端礼编辑此书,乃源于对元代科举会重蹈北宋科举时程学“不绝如线”命运的担忧,从而强调今日于朱子之说需讲求读书之法,否则便无法更好做到“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于元代科举时代“以救斯弊”,追求世人对于朱子之说的真正领悟,而非仅“为程试资”,是程端礼纂辑《分年日程》的基本目的。
  从体例上讲,《分年日程》与同样在辅广本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张、齐本《读书法》相比并不相同。这与书籍的不同定位有关,从二书书名上便可看出。《读书法》更强调“方法”,《分年日程》更注意“日程”。因此后者之编排,主要从士子读书之日程安排角度着眼,故今人有称《分年日程》为中国早期“课程计划”者。
  《分年日程》卷首为全书之“纲领”,收录“白鹿洞书院教条”“程董二先生学则”“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朱子读书法”以及朱子论读书相关言论数则。朱子论读书相关言论,多出自《文集》《语类》,如“朱子记经史阁”“朱子记稽古阁”“朱子上疏言”“朱子答汪尚书书”“朱子答吕子约书”“朱子答刘定夫书”“朱子《论孟集义序》”“朱子《论语训蒙序》”“朱子自警诗”等,末附其师史蒙卿论学语一篇。
  正文凡三卷,程端礼将青少年的读书学习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皆详细规定各自当读之书之目录、读法及日程安排。所分三个阶段分别为“八岁未入学之前”“自八岁入学之后”“自十五志学之年”。所读之书,既有四书五经,又有史部书(如《通鉴》)、集部书(如《楚辞》、韩文);所读内容,既有正文,又有传注。于第二卷,端礼还特别绘制读书日程表格,使三个阶段所读之书及进度要求一目了然,颇类于今日之“课程表”。全书这一编排方式,特别有利于士子有计划地读书。从读书的预期效果上讲,端礼认为:“前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以尽毕。既每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册首书,夜以序通倍温已读书。守此,决无不熟之理。”又曰:“自十五岁,读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性理诸书,确守读书法六条。约有三四年之功,昼夜专治。无非为己之实学,而不以一毫计功谋利之心乱之,则敬义立,而存养省察之功密,学者终身之大本植矣。”[10]由此可见端礼编纂此书计划之周密。清人陆陇其(1630—1692)认为端礼此作,是朱子读书法的进一步细化和落实,纲举而目张。他在为《分年日程》所作跋语中说:
  右《读书分年日程》三卷,元程畏斋先生依《朱子读书法》修之,以示学者。朱子言其纲而程氏详其目,本末具而体用备。诚由其法而用力焉,内圣外王之学在其中矣。[11]
  事实证明,程氏《分年日程》一帙,确实在元朝以至明初,曾经在教育领域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与普及,并对诸儒读书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元史》本传载:“(端礼)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 宋濂等:《元史》,第4343页。陆陇其亦称:“当时曾颁行学校,明初诸儒读书,大抵奉为准绳。故一时人才,虽未及汉宋之隆,而经明行修,彬彬盛焉。” 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三,清福州正谊书院藏版。在经历了明代中叶的沉寂之后,《分年日程》在清代书院和学校又受到重视。有学者统计,《分年日程》见于各种目录书著录者,至少有28种版本,近人章太炎(1869—1936)撰《中学读经分年日程》、梁启超(1873—1929)撰《读书分月课程》,亦是受了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的影响。[12]
  当然,从规定读书的内容及次序上讲,程氏《分年日程》与张、齐《读书法》既有重复之处,又有诸多不同。而无论内容还是次序的差异,都反映了不同的学术立场、思想观念以至时代背景,值得进一步考察。
 
二、关于朱子读书法“六条目”之排列次序
 
  毫无疑问,无论就《读书法》还是就《分年日程》而言,朱子读书法“六条目”都是最核心的内容,属于编纂全书的指导性纲领。不过在《读书法》一书中,排定六条目的次序是:“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
  六条目之所以按照这样一种顺序排列,完全符合朱子本人之治学思想,朱子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读书法》卷一《纲领》部分所汇集,也基本是朱子在《文集》《语类》中的相关论说。张、齐二人所录,亦有几篇谈及治学先后次序。如有一段曰:“或问:‘读《论》《孟》之法奈何?’曰:‘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可也。’”尤其是所录“又先生尝上疏曰”一段,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阐明了读书之先后次序,云: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13]
  其下,朱子又详细阐说为学何以须遵照如此顺序。这里的“循序而致精”,实则包含了“循序渐进”“熟读精思”两条,居于首位,不可改易。而“居敬而持志”属于“致精之本”,是读书问学的最终收效,故居于末位,亦不可调换。至于“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三条,在“上疏”这段文字里虽未直接提及,但读书之首尾已经确定,三者从性质上也应该属于自“循序致精”而达于“居敬持志”的工夫环节,处于中间,自然合适。以“循序渐进”为首而“居敬持志”为尾,也恰好体现出朱子学问由“道问学”而“尊德性”的基本特征。朱子以为这一次序为“不易之理”,张、齐二人在《读书法》中所呈现的,应当说完全符合朱子本人之理解。
  然而在程氏《分年日程》中,却出现了自相矛盾的两种排序方式。其中一种排法,即为在卷首《纲领》引辅广所编《朱子读书法》的排列方式,非以“循序渐进”为首、“居敬持志”为尾,而是“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这一次序与张、齐《读书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将原处于末尾的“居敬持志”调至首位,而使原来处于首位的“循序渐进”退居次席。这样一来,便与朱子本人在“上疏曰”一节中的说法不一致了(此节文字,在《分年日程》“纲领”部分亦有保留)。
  不过在《分年日程》篇末,程端礼附有他自己的一篇《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开篇即称:
  端礼窃闻之,朱子曰:“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门人与私淑之徒,会粹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著紧用力,曰居敬持志。[14]
  这里是“朱子曰”诸语,正出卷首《纲领》所录朱子“上疏曰”所言。问题是,端礼在此处所言朱子读书法六条之次序,与前文所引辅广《朱子读书法》六条次序并不相同,却与张、齐本《读书法》说法一致。这或许可以算作程氏编纂《分年日程》时可能受到张、齐《读书法》影响的一个证据。
  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程端礼在《分年日程》中对于朱子读书法六条这一自相矛盾的排序呢?李晓宇先生据程氏《送冯彦思序》认为,《分年日程》于卷首中所列“居敬持志”居首的次序,其实并非辅广《朱子读书法》之本来面目,而是端礼之师史蒙卿教授于他的次序。而史蒙卿之所以更易原本次序将“居敬持志”置于首位,又缘于蒙卿之学实有深厚的陆学背景。两种次序背后体现出来的,实质是陆学与朱学治学方法的不同:以“循序渐进”居首,乃朱学“道问学”之进路;以“居敬持志”居首,乃陆学“尊德性”之进路。[15]
  这一说法固然有理,不过似乎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辅广《朱子读书法》本来的排列次序,或许真的是以“居敬持志”居首。那是否说明作为亲炙弟子的辅广未得朱子学说精髓呢?实也未必,这或许可以从齐所撰序言当中找到一点线索,齐熙在《读书法原序》中说:
  读书法者,文公朱子之所常言,而门人辅公汉卿之所编集也。嘉惠后学,可谓至矣。……但其间疏略未尽、杂乱无伦者,间亦有之,则恐学者未能见之了然,何以使其守之确然哉?故窃疑此汉卿草定而未修改之本。僭于暇日,与乡亲友龙山张君伯大,因其旧文,及取文公之言此而汉卿之未录者,相与搜集附益,更易次第。[16]
  也就是说,在齐看来,辅广原本或许因为是“未修改之本”,故而在内容和次第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张、齐二人的重修工作,既包括“搜集附益”,也包括“更易次第”,而这“更易次第”的工作里面,也许正有对“六条目”次序的调整。而史蒙卿之学从总体上讲,毕竟主要属于朱学,全祖望(1705—1755)即称:“四明史氏皆陆学,至静清始改而宗朱。”[17]故而作为弟子的程端礼,对于张、齐所编之书中合乎朱子本人之说的读书法“六条目”,自然也会有所吸纳。在《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中,程氏在梳理了“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条目次序后,对这一读书之法极为推崇:
  愚按此六条者,乃朱子教人读书之要,故其诲学者、告君上,举不出此,而自谓其为平日艰难已试之效者也。……然则博文岂可不以读书为先?而读书又岂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万语,总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条。[18]
 
三、关于《分年日程》对朱子《小学书》的标举
 
  由于《分年日程》和《读书法》书籍定位的不同,其涉及所读之书的书目开列及编排方式亦有区别。在《读书法》里,主要在卷一和卷三的“循序渐进”一目中列举所读之书;读书之法,又按“群书先后缓急之序”和“每书诵读考索之序”分说之。所读之书,主要是经史,尤以四书五经诸书之开列最为详尽。而《分年日程》则按青少年之年龄大小分为三个阶段,于每阶段详述所读之书及其读法、日程安排。两部书与朱子所言当读之书大都相同,然朱子《小学》一书,在《读书法》中未曾提及,而在《分年日程》则给予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小学》一书,涉及对于朱子四书学体系该如何全面认识的问题。
  根据《四库总目》的说法,《小学》一书纂成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三月,[19]乃朱子与其弟子刘清之(1134—1190)等人合编而成。书分内外两篇,内篇列“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目,外篇列“嘉言”“善行”两目,全书凡十一卷。需要注意,撰作《小学》之前的淳熙九年(1182),朱子已经在浙江提举任上,首次将其耗费无数心力撰成的《四书章句集注》合刻于婺州,理学史上的“四书”一名正式出现,朱子的四书学体系亦算基本建立起来了。
  这部《小学》书,通常只是被学者视为一部童蒙读物,未曾将其与朱子的学术体系尤其是最为重要的四书学体系联系起来,以至于《宋史·艺文志》以来的诸多目录学著作将其列为《经部·小学类》,直到乾隆间编修《四库全书》才将其改隶《子部·儒家类》。[20]但实际上,这部书在朱子学术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朱子答弟子问时曾言:“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朱子全书》第6册,第505页。可见,小学、大学,其极一也。今人束景南先生曾详论朱子《小学》与其四书学体系的密切关联,他说:
  朱熹到己酉年(1189)也完成了《四书集注》的四书学体系。在丁酉年(1177)生平学问著述的第一次总结后,他在不断修改《四书集注》中,感到了他的四书体系有一个内在弱点:有“大学”而无“小学”。没有“小学”,不仅使他的四书学在体系上还不完整,而且也同他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思想学问大旨抵触。因为他的敬知双修、诚明两进,是以敬的涵养为主(主敬),但是《大学》中的次序却先讲格物致知,由格物、致知而进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直至治国、平天下,是先致知进学再用敬涵养。他用“小学”来弥补了他四书学中的这一漏洞。在他看来,童蒙的洒扫应对进退等小学工夫,就是从敬的涵养入手;到成人后入大学,便又从穷理致知入手。所以当曹器远认为“敬当不得小学”时,他回答说:“敬已是包得小学。”小学与大学的关系,是教“事”与教“理”的统一,“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小学的根本目的是要“自养得他心”。这样他把小学与大学统一起来,从而也就把用敬与致知统一起来,他在淳熙十四年序定成《小学》一书,标志着小学也被纳入了《四书集注》的四书学体系中。[21]
  如此说来,朱子撰作《小学》一书,是从弥补其现有学术体系不足以建立整全的四书学体系的角度考量的,可见《小学》之重要。正如清人张伯行(1651—1725)所言:“读朱子之书,不以《小学》为之基本,则无以知朱子教人之道,即无以知孔子教人之道。”[22]陈荣捷先生甚至认为,《小学》书在当时,并非仅仅小童所用之书,儒学教师或士人皆当读之。[23]
  在制定读书日程时,程端礼规定,在“自八岁入小学”之后读四书五经正文之前,首先要读的便是朱子的《小学》。这里的“小学”,不是泛言的与“大学”阶段对应的“小学”阶段,而是确指《小学》一书。并且程氏明确认识到了此书之重要,称“自此说《小学书》,即严幼仪”,“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语”。[24]又交代读《小学书》之方法曰:“假如说《小学书》,先令每句说通朱子本注,及熊氏解及熊氏《标题》。已通,方令依傍所解字训句意,说正文。” [25]并称:“如大学失时失序,当补《小学书》者,先读《小学书》数段,仍详看解,字字句句自要说得通透乃止。”[26]
  至于为什么南宋张洪、齐编辑《朱子读书法》未提及《小学》而元人程端礼编辑《读书分年日程》却给予《小学》如此高的地位,这或许与元代儒学名臣许衡(1209—1281)的大力提倡和推行有关。许衡被奉为元代理学宗师,他从北儒姚枢(1203—1280)那里接触到南儒赵复(1215—1306)传来的程朱理学,学问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对朱子之学极其推崇,曾经说过“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这样的话。[27]更重要的是,许衡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了《小学》在朱子四书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曾教导其弟子称:“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28]这在元代学者当中殊为可贵,也可算作许衡本人思想建树的重要方面。明人薛瑄(1389—1464)曾将许衡誉为“朱子之后一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正是从此处着眼:
  朱子集《小学》之书,以为《大学》之基本,注释《四书》以发圣贤之渊微,是则继二圣之统者,朱子也。至许鲁斋专以《小学》《四书》为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辞,务敦实行,是则继朱子之统者,鲁斋也。[29]
  后来,许衡担任世祖朝国子祭酒,亦大力推行他的四书学主张。至元二十四年(1287),国子监重新确立学规,正式将《小学》《四书》列为教材,许衡在这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元史·选举志》载:
  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30]
  这一规定,对整个元朝的学校教育有着很大影响。几十年后,身为地方儒学教授的程端礼受其影响编纂《分年日程》,将朱子《小学》置于这样一个重要地位,便不再难理解。
  另外,程氏在书中规定的“八岁未入学之前”所当读的《性理字训》一书,是由南宋江西鄱阳人程端蒙(1143—1191)根据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编纂而成的。他从四书经文及朱子注说中,提炼出“命、性、心、情、天理、人欲、善、恶、公、私”等三十个范畴,以四言韵文的形式加以疏释,作为青少年学习理学的启蒙读本,朱子曾称许此书“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也”。[31]南宋休宁人程若庸又在此基础上,增广至六门一百八十三条,而成《性理字训讲义》一书。《分年日程》所谓《性理字训》,即指程若庸增广本。从这一简单沿革不难看出,《性理字训》虽有字典性质,其内容却也属于朱子四书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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