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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文人雅士因审美的差异和志趣的不同，对花也各有所爱。如有的爱多情的玫瑰，有的爱富贵花牡丹，有的爱梅花之傲雪，有的爱茉莉之芳香，而北宋的大思想家周敦颐则独爱荷莲。当然，赏荷之趣其来尚矣，并非始自周氏，《诗经》中的《泽陂》就曾以菡萏即荷花来形容美人。但是，周敦颐将莲赞为在泥不染、濯清不妖的花中君子，则别有新意：“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白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牡丹之爱，宜乎众矣。”这篇区区119字的小品文，文字干净，寓意非凡，堪为历代咏莲诗文中的极品。而莲也没有如作者文中所虞，在后世落得孤芳自赏的境地，相反，莲花作为一种清逸高洁的精神象征，成了不少士人君子的最爱，且相继出现像吴昌硕、齐白石和张大千等人的绘荷佳作，以及如朱自清《菏塘月色》和季羡林《清塘荷韵》这样的颂莲美文。
据学者考证，《爱莲说》脱俗拔尘的意境，有着佛教的因缘。周敦颐曾与不少高僧有密切往来；他后来隐居的庐山曾是东晋高僧慧远同陶渊明等人组织“莲社”的所在，是佛教胜地；佛教中莲花被用来象征清净无染，系佛教之花，佛陀布道的座位称“莲华座”，相应的坐姿亦称“莲华坐势”；释迦牟尼所说的极乐世界到处是莲花，遂有“莲花世界”的美称，佛教中的净土宗又名“莲宗”，专以莲花为喻阐释佛学的经典叫《妙法莲华经》……钱种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讲，“以莲揣称高洁，实为释氏常谈”，周敦颐爱莲处于淤泥而不染，“有拾彼法牙慧之嫌”。邱汉生先生更明确指出，《爱莲说》实乃《华严经探玄记》卷三中“如世莲华，在泥不染，譬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世法所污”这段文字的翻版。不过，也有学者提出，莲花亦为道教所重，传说中的太上老君老子，一出世就能行走，一步一朵莲花，共为九朵；道教奉祀的八仙中有个何仙姑，他手中所持宝物即荷花；周敦颐的思想得于道教者不少，他的《太极图》即来自道教，《《爱莲说》字里行间有着仙风道骨的神韵和圣境。
不过，无论《爱莲说》是否杂于禅或道，但应该说，它主要还是源于作者本人的人生感悟和境界追求，有着特定的创作情景和历史语境。据度正《濂溪先生年谱》载，北宋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身为虔州通判的周敦颐途经江州（今江西九江），爱庐山之胜，有卜居之志，遂筑书堂于庐山之麓。堂前有溪，源出莲花峰，他名之“濂溪”，名室为“濂溪书堂”。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他上表朝廷，请求知南康（今星子县）军，以便接近庐山。他来到南康的第二年，即要求朝廷解除其印绶，好在濂溪书堂定居讲学。据邓显鹤“附记”（《周子全书》卷三《爱莲说》文后）云，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周敦颐作《爱莲说》，沈希颜书，王抟篆额，钱拓上石。而度正《濂溪先生年谱》所记《爱莲说》的作者、书者、篆额者和上石者均与上同，并同时讲到周敦颐、钱拓和沈希颜三人在雩都（今于都县）的罗崖之游。今有学者据此推论，《爱莲说》当是周敦颐为沈希颜建于雩都善山的濂溪阁所作的题词。但朱熹《爱莲说书后》则讲，周敦颐“以爱莲名其居之堂而为是说以刻焉”。 朱熹于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赴南康知军后，曾访周氏故治之遗迹，而壁记碑刻已一无在者。他从周敦颐的曾孙直卿处得《爱莲说》墨本，请人重刻于壁，复寓其名“爱莲堂”。自此而后，《爱莲说》这篇美丽文字也渐渐声名远扬。
《爱莲说》无疑是周敦颐借花咏怀、以物抒情之作，不管是自明其志还是为他人题词，它都是作者本人理想人格的真实写照。周氏笔下的莲花， 既不为淤泥之浊所玷污，又不因清涟之澄而妖媚，实喻人之君子的理想境界。历史上，周敦颐虽然为官三十余载，但他不慕钱财，淡泊名利，是一位清官。他自述：“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
蒲宗孟撰《周敦颐墓碣》称周氏：“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黄庭坚赞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婺，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宋史•道学传》）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周敦颐其人与《爱莲说》其文，每为士人所仰慕，读读《爱莲说》似乎就能够产生激浊扬清、荡涤尘垢的精神力量，正所谓：“一诵《爱莲说》，尘埃百不干。”（宋人柴与之诗）“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也成为流传久远的名言佳句。
然而，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对自然喻象的解读，有着较强的人的主观色彩，与客观实际并不相符。如从自然界的情况来看，淤泥实是莲的根脉之所系，营养之源泉，二者并非污染与抗污染、腐蚀与拒腐蚀的关系。如果说“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阳”，那么莲则须臾离不开它生于斯长于斯的所谓污泥浊水；不仅“水至清则无鱼”，在纯净水的环境里莲也恐怕无以为生。相反，包括制度和风习在内的不良的社会环境，则是人堕落的百分百的腐蚀剂和污染源，显然迥别于淤泥对莲的养育之功。
历史上，在体制弊端多多的情况下，虽有个别君子和清官高风亮节，特立独行，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但很难以一己之道德力量真正扭转乾坤，救治天下，甚至自身也往往为社会所不容。如：“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屈原最终自沉汨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只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精忠报国”的岳飞被杀；清官海瑞罢官；那个刚正不阿而又每每得宠于朝廷的宰相刘罗锅，则是“戏说”中的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真实的刘墉相去甚远；就是《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本人，身在官场即已萌生林泉之志，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幽隐之举与咏莲之文。
其实，不良人境对自然人性的腐蚀作用，好比莲花池被化学污染物所侵蚀—就像眼下江河湖海时常遭遇到的那样—即使荷莲自身有某种净化水质、抵御污染的功能，但面对如此恶劣之环境，也难以保持鲜活亮丽、生机盎然的生命状态，复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自然景观。
据闻，近年武汉东湖里的荷塘，曾被泻入大量柴油，致使荷花面临灭顶之灾。想必经此一难，当地植荷为生的老农，一准会对个体生命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有了真切的感悟，尽管他们不是哲人、思想者或理论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