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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由侯外庐先生创立，这个室的传统是以集体合作的大项目带动学科发展。继《中国思想通史》和《宋明理学史》大型集体项目之后，该室自1996年启动了《中国经学思想史》的课题研究，并于2003年9月出版了该书的第一、二卷。
关于中国经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前人没有做过。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在这个研究集体中进行思想观念的磨合。这种磨合经历了一两年的时间，即从“五四”以来的简单化、情绪化的认识转变到历史理性的认识上来。我们不再像“五四”以来一般学人那样，将儒家经学简单地定性为“封建教条”或“封建糟粕”，而是看作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经学在古代思想界中是起主导作用的，不能设想两千年的中华文明一直被一种消极的力量所主导。一个民族有个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我们这个民族是怎么来的？这个民族的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未来走向是什么？《中国经学思想史》就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通过研究认识到，儒家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它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国思想史是以不断对原典进行重新诠释的形式开展的，不同时代的经典诠释活动常常反映出人们在新的与旧的、活的与死的之间进行选择的制度焦虑和人生焦虑，一部经典诠释的历史，即反映一社会共同体文化思想“托古改制”、新陈代谢的历史。我们所做的正是中国经学思想史这一新学科的奠基工作。
儒家十三经，注疏之书汗牛充栋，过去人们讲“皓首穷经”、“通经致用”。今天我们作为个人要想通十三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研究工作中，要求室内每位研究人员在若干年内至少通一经，几年下来，室内研究人员差不多都成了某一经的专家。在长期的集体项目的研究过程中，室内学者之间随时进行切磋和讨论，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在治学态度方面相互激励，力求规范严谨，例如《中国经学思想史》正式出版之前，研究和编辑人员不厌其烦地通校了十余遍，由此训练了研究人员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在做好研究室集体研究项目之外，室内研究人员也有个人的研究项目，集体项目与个人项目有矛盾，但还是可以协调好。近年出版的吴锐的《中国思想的起源》、王中江的《焦虑与期望：进化主义在中国》、张广保的《唐宋内丹道教》、张海晏翻译的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的名著《论道者》、即将出版的王启发的《礼学思想体系探源》等都是重要的学术论著。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反思与探索中国古代人文传统具有浑然一体的特点，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联系紧密，很难完全分开。因此在谈到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时，我们会经常提到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关注和重视。
从总体上说，中国思想文化在参与全球文明对话、保持向世界开放的同时，越来越开始注重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和寻求自我超越之道，这种取向表现在学者坦诚地反省中国思想及中国哲学的诠释方式、反复思考重建中国思想和中国哲学。2003年11月5~6日，我们在北京举办了“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学术讨论的一个聚焦点是“中国哲学诠释范式的反思与探索”。在这个问题上，大约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认为，八十年中国哲学史著作以西方哲学范式剪裁中国思想史料，其方法可用“汉话胡说”四字概括，今后应该改弦更张，创建中国哲学的范式与话语。另一种态度认为，八十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历程基本上是正常的，顺此路数也可以走向中国哲学主体性的道路。尽管学者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评价不一，但有一点是有共识的，即认为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应该重写。我室研究人员基本统一到这样的一种认识上，即在我们看来，以往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想写一部有“根”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今后改进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的步骤，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开展对中国经学思想精神实质的研究，以获得“正见”；第二步，整合经学与子学，在写作实践的具体操作中探索哲学范式与话语体系的使用与改进。占领学术前沿，建立交流平台最近陆续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自汉晋以来出土的最重要的思想史方面的文献，在许多方面可以改写先秦思想史。我室研究人员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这批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将它纳入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计划之中，1999年和2000年我们先后编辑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研究》和《郭店简与儒学研究》两部书，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批资料中有一篇题名为《孔子诗论》的重要文献，我们及时组织研究文章，编入了《经学今诠三编》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