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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 回顾国学反思国学
回顾国学反思国学
 

学术前沿  加入时间:2008-8-26 11:15:05  作者:卢钟锋  点击:3208

     本文所要回顾和反思的,是作为文化概念的“国学”。它是中国近代的思想产物,始见于20世纪之初,一般是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这一文化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代表着一种文化思潮。它始终围绕着两个文化主题展开:一是,关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价值判断;二是,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价值定位。因此,近代国学的历史既是一部国学文化思潮的兴衰史,又是一部中西文化关系的变迁史。

     近代国学的历史,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历史,是指中国近代历史上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内容的各种形态的文化思潮;狭义的国学历史,是指以“国学”相标榜的文化思潮,而这样的国学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严格地说,只出现过两次,即辛亥革命前十年和“五四”时期,终20年代。为了说明国学历史的兴衰,把握住国学历史的时代特点,认清国学思潮的文化本质,我们不能局限于狭义的国学历史的研究,孤立地就国学论国学,而必须把狭义的国学历史放到广义的国学历史中,放到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进行全景式的考察和分析。

     根据以上认识,我认为,近代国学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辛亥革命前国学的原创期;辛亥革命后国学的蜕变期;“五四”时期国学的再造期;三十年代国学的衰变期。


     一、辛亥革命前:国学的原创期

     为什么这一时期称为国学的原创期呢?因为这一时期的国学是近代国学的最初形态。其具体时间,一般都从1902年说起,为因“国学”一词从这一年开始出现。

     然而,“国学”从一般的文化观念变成实际的文化行动并成为一种文化思潮,严格地说,应从1905年算起,因为这一年邓实等人在上海创建“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这是国学作为一个文化流派正式登上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随后,章太炎于1906年秋在日本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国学振起社”,开办一系列的国学讲座,北京、杭州、成都等地也相继成立“国学会”、“国学馆”等。从此,兴“国学”、讲“国粹”,蔚为风气,成为一种思潮。

     这一时期国学思潮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政治上,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及随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宣告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最终完成,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当时的清朝政府,实际上已经变成以卖国求荣为能事的“洋人小朝廷”。“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文化上,是“欧化主义”之风盛行,它直接威胁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生存,所谓“国学几灭”已成现实。面对“亡国灭学”的严重局势,当时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救国,只有“排满革命”;要“排满革命”就必须提倡“国学”、倡言“国粹”以“激动种性”,振奋民族精神。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国学思潮兴起的政治文化背景。

     这一时期国学思潮的最大特色可以用章太炎的三句话加以概括,即:反本以言国粹,以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三句话有着内在的联系,反映了如下四个特点:一是,“言国粹”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它既是“反本”即回归传统、提倡国学的目的,也是“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内在动力,因此具有国粹主义的特点。二是,从“反本以言国粹”的内涵来看,“反本”即回归传统,固然是复古的,而所言的“国粹”是指“汉种的历史”,也同样是复古的,不仅是复古的,而且还带有民族的偏见。因此,这一时期的国学思潮不仅具有文化复古主义的特点,而且还具有大汉族主义的特点。三是,从提倡“国粹”的目的来看,章太炎之所以提倡“国学”,倡言“国粹”不完全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即为了唤起爱国心,振奋民族精神进行“排满革命”。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尊信孔教”。四是,在中西文化关系上,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也并非一味复古、尊古、盲目排拒“西学”或“新学”,而是主张“西学”或“新学”可以“与国学相契合”,认为“国学”之所以发生危机,问题出在没有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原创期国学形态的特点概括为:复古主义的文化形式、国粹主义的思想内容、会通中西的文化主张、反清救国的政治考量,而核心是国粹主义,因此,可以简称为国粹主义的国学观。


     二、辛亥革命后:国学的蜕变期

     辛亥革命后,作为国粹主义的国学淡出,而作为孔教和儒学的国学凸显。这一时期之所以称为国学的蜕变期,是相对于原创期的国学而言的,即由国粹主义的国学形态蜕变为孔教化的国学形态和儒学化的国学形态。

     这一时期国学之蜕变是与辛亥革命后所出现的政治文化形势密切相关的:政治上,是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加强思想控制,提倡“尊孔读经”、“祀孔祭孔”;文化上,是尊孔复古逆流的泛起。这股尊孔复古逆流有两个明确指向: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他们提倡尊孔教、“定孔教为国教”是针对辛亥革命“废弃孔教”、毁弃纲常名教而发的。同时,他们攻击辛亥革命毁弃纲常名教造成天下大乱、国将不国又是适应了袁氏阴谋废除民国、复辟帝制的政治需要。至于他们鼓吹“定孔教为国教”更是为袁氏推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提供理论根据。二是,以杜亚泉、梁潄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他们提倡儒学、鼓吹尊孔是针对新文化运动而发的。为此,他们提出以儒学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优越论与之相抗衡。这一理论有三个要点:(1)从文明的类型看,他们认为中国是“静”的文明,它要比西方“动”的文明优越,因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以静为基础”的;(2)从文明的基础看,他们认为中国固有的道德即“君道臣节、名教纲常”是“中国固有文明之基础”,它不仅是中国的“国是”、“国基”,而且是治理“西方世界”的“良方”;(3)从文化路向看,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路向既不同于西方向前的路向,也不同于印度向后的路向,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调和、持中的路向,认为这是今日世界应走的路向。如果说,这一时期孔教派的尊孔教论是对于辛亥革命的反动;那么,此时东方文化派的尊儒学论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很清楚,这种国学路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因此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都是文化复古主义的。


     三、“五四”时期:国学的再造期

     这一时期,国学的再造并非是原创期国学的重复,而是运用西方近代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重新解释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新形态。它突出表现在:一是,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再造国学;二是,《学衡》派提倡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再造孔学。

     1.关于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国学。最早从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意义上使用“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而“国故”的重提则始于1919年初。时北京大学国故社创刊《国故》月刊,打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号,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向新文化运动挑战。北大新潮社的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一文予以回应。傅斯年在该文后面加了《附识》,主张“整理国故”作为“研究国故”的一种手段。这是“整理国故”的由来。随后,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正式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大文化纲要。经胡适这一提倡,“整理国故”遂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争论也随之展开,历时长达十年之久。

     问题是:一向以反传统、倡西化著称的胡适为何在五四运动刚开始不久就提出“整理国故”来呢?其用意何为?实质何在?

     在我看来,胡适于此时提出“整理国故”是“一箭三雕”,即有三层用意:一是,用来反对“国粹党”提倡的“保存国粹”。他想通过“整理国故的工夫”,分清“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二是,用来引导人们去钻故纸堆,进行一点一滴的“整理”。当时,正是民主革命日益高涨的年代。胡适于此时不遗余力地提倡“整理国故”,为此还特地给青年学子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曾批评这个“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还“疑心”胡适“自己就没有看”。自己没有看,却偏要青年学子去看,其用意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胡适于此时提倡“整理国故”还有一层用意,就是他所标榜的“再造文明”。从他一向主张的“全盘西化”来看,这个“再造”的“文明”只能是“全盘西化”的“文明”。而“整理国故”又如何“再造文明”呢?他认为,关键在“整理”,即“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整理”。这样“整理”出来的“国故”就是他所说的“‘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它对于原创期的国学,自然是国学的再造。

     2.关于《学衡》派提倡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再造孔学。《学衡》派之所以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是为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抗衡。他们所要“昌明”的“国粹”,实指中国固有的文化,即“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他们所说的“融化新知”,其实质是引进西方的新人文主义而与中国的固有学术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相结合。

     西方的新人文主义反对当时流行的扩张物质力的功利主义和放任情性的浪漫主义,主张以道德和文化的力量来挽救现代社会的危机,推崇孔子思想的恒久价值。《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尾随其后,高度评价孔子是“中国国民性及中国文化最高之代表”,是“救今日世界物质精神之病”“最良之导师”。可见,《学衡》派所标榜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实质是用西方新人文主义重新解读孔子思想,重建孔学。把传统孔学“创造性转化”成新人文主义的孔学,不能不说是对于传统孔学的再造。他们与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三十年代:国学的衰变期

     所谓国学的衰变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学的衰微;二是指国学的倒退。国学之衰微在20年代后期已经露出端倪。当时,已有学者公开向国学挑战,声称“国学”不是“学”。

     必须指出:在20年代国学鼎盛时期,“国学”是“学”是不成为问题的。其时,许多大学都纷纷争相设立国学门、国学科、国学系。然而,当“国学”“如日中天”之际也是它开始“江河日下”由盛转衰之时。当时,思想界、学术文化界的一些重量级人物,从陈独秀到傅斯年,从蒙文通、柳诒徵到顾颉刚,从何炳松、郑振铎到曹聚仁等,都纷纷批评“国学”的提法,反对“国学”是“学”。他们的批评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国学”一词笼统含混,意思不明;二是,中国固有的学术原已有经史百家之学之称,无须另立名目;三是,不符合学科分类原则,其名不正,其言不顺;四是,国学以精神文明自居,排拒物质文明,厌恶科学,不符合时代精神。在这些重量级人物的重炮轰击下,“国学”很快奄奄一息,到了30年代初,就偃旗息鼓,代之而起的是“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它标志着国学的倒退,即倒退到当年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上去。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是1935年1月由王新命、陶希圣等“十教授”领衔发表在《文化建设》月刊上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中提出来的。当时,正是蒋介石加紧进行两个围剿即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之际;而1934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则是他加紧进行文化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谁都知道,蒋介石是“新生活运动”的倡导者,而“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和宗旨,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恢复和发扬“中国固有道德”,用“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四维”、“八纲”来统摄人们的思想言行,作为指导人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陈立夫于此时提出“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建设纲领”,其核心是“以新生活运动把握现在”,显然就是为了贯彻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意图。必须指出,陈立夫提出的“文化建设纲领”发表在1934年10月《文化建设·发刊词》上。三个月后,“十教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连字句都相同的《宣言》。考虑到“十教授”中某些人的政治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十教授”的《宣言》与国民党当局倡导“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联。可见,“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说白了,就是陈立夫所说的“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建设”,就是“以新生活运动把握现在”的“文化建设”。认清了“十教授”《宣言》与国民党当局,尤其是与陈立夫的“文化建设纲领”的关系,我们就不难把握住他们提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的真正内涵和实质。
     首先,从内容看,“十教授”的《宣言》与陈立夫的“文化建设纲领”互为表里。陈立夫“文化建设纲领”的核心是“用新生活运动把握现在”,而“十教授”则声称“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是“此时此地的需要”。二者不谋而合。其次,由于“新生活运动”是提倡“中国固有道德”的运动,因此,“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自然是以“中国固有道德”为“本位文化”的“建设”。这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之“体”又何其相似!再次,“十教授”在《宣言》里提到“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必须“吸收欧美文化”,其“标准”是“当取决于现代中国的需要”。这与洋务派的“西学为用”又有何本质区别!由此说,“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翻版,似不为过。这与原创期的国学相比,显然是向后倒退了。

     通过对近代国学思潮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认识到:

     第一,近代国学思潮的起伏兴衰总是同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相进退的。这突出表现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不仅影响到思潮代表人物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而且还影响到他们的文化认知,影响到他们对于国学的态度。

     第二,近代国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其独特性在于:形式的文化复古主义总是与政治现实主义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各派政治力量对于现实的政治诉求。

     第三,近代国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代表着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就表明:近代国学思潮的思想构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第四,近代国学思潮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文化形态,这固然应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阶级关系的变化等角度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同时也不能忽视从文化发展自身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例如,辛亥革命后,国粹主义国学思潮之淡出,以及国学最终之走向衰微等问题,都需要从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做深层次的研析。

     上述认识对于当前我们关于国学问题的讨论具有正面的启示意义:

     第一,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国学进行历史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分析,切忌孤立地就国学论国学。事实上,历史上的国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而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体,例如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而存在的,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如果我们研究儒家文化,无论是汉唐经学、宋明理学,还是乾嘉汉学,忘记了它们是封建统治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就必然要做出错误的价值判断,不加批判地一概视为“国粹”。同样,在研究近代国学思潮时,也必须弄清其对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态度,然后才能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价。可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现象,有人在普及“国学”知识的名义下,无批判地把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推向社会,主张把“四书五经”列入中小学课本。这种对儒家经典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的文化主张,实际上是在青少年中提倡变相的“尊孔读经”。这不是在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在引导人们向后看。

     第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文化的观点,即代表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反映被统治阶级的思想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的观点。这后一种思想的出现,是与统治阶级内部因种种深刻的社会原因而产生政治分化这一情况相联系的。就是说:这一部分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的成员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这样那样地流露出同情人民、反映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的思想和倾向。例如,中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中就有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对立和斗争,而在异端思想中又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人民性。这种人民性就是上述情况的具体反映和表现。这就告诉我们:在关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上,必须坚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既要反对肯定一切的文化复古主义,又要反对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

     第三,关于“国学”一词提法的正当合理性问题。从历史上看,“国学”一词疑义太多,误解太深,负面影响太大,容易引起纷争。不仅如此,近代国学从其出现之日起就与文化复古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文化复古主义的象征或符号。即使是原创期的国学,虽寓有进行民主革命的现实政治诉求,但终因其在学理上混淆了“传统”与“国粹”的界限而无法跳出文化复古主义的窠臼。至于其他时期国学的负面影响更是有目共睹。有鉴于此,我认为,“国学”一词慎用为好,切忌泛化。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学研究论坛"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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