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办



首页 本室简介 本室学人 思想史学科 科研成果 学术前沿 学术动态 学术刊物 思想史随笔 侯外庐学派 网友留言 联系我们
“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再审视 中国思想史_学术前沿
“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再审视

·本室现职学人

 

·离退及曾在本室工作学人

 

·热点文章

 

·推荐文章

 


 
学术前沿 - “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再审视
“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再审视
 

学术前沿  加入时间:2008-9-9 13:15:00  作者:吴 永  点击:7676


摘要:“中体西用”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的一种政治文化理念。它折中中西、兼容并包,与我们的民族文化相契合。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性思想,尽管它没有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面貌,但它确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加深,“中体西用”思想的价值逐渐凸显,为我们弘扬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尊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可鉴范式。

关键词:“中体西用”;近代;洋务运动;价值


  “中体西用”思想,是鸦片战争后,晚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为寻求自身发展,由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提出的一个带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命题,其目的除了要维护衰败的统治秩序外,还在于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中体西用”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受到学界的关注与翻新。这一思想之所以具有如此恒久的魅力,主要在于其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哲学论式的连续性与发展性,是近代以来深刻影响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之一,思想价值不可低估。本文着重从“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必然性、应然性和合理性三个方面重新对这一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审视和探讨。


  “中体西用”这个词实际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由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辩”演化而来。完整的、系统的中体西用思想形成于洋务运动后期。1861年,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P57)的论断,用主辅关系首次表述了中体西用思想。此后,洋务派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多种表述“中体西用”的言论。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2](P321-323)郑观应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3](P276)这些认识基本上勾勒出了“中体西用”思想的轮廓。明确提出“中体西用”口号则在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沈毓桂在《救时策》一文中写道:“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4](P63)同年,孙家鼐在奏请开设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中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力学宗旨。”[5](P426)两年后,张之洞接过“中体西用”的口号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在其代表作《劝学篇》里,张之洞强调:“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今之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6](P22)此意在正人心,卫名教,“劝诫”人们,西学要学,但中国的纲常名教更不能丢,把中西结合起来,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才能达到自强的目的,否则,“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诙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6](P1)。《劝学篇》一进呈,即得到光绪皇帝的赞许,将其颁行天下。至此,“中体西用”已广为人知,时议西学者,莫不接受或附和这一主张,甚至倡发此论者还以早期的改良派居多。

  关于中学与西学关系,张之洞强调:“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 [6](P2)“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 [6](P71)张之洞讲“中学为内学”,从文化的角度看,包含固守和保存传统文化根本的内容,他注意理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也就是注意到民族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之际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遭受列强侵略,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倾向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学为体又包含封建专制政体及其赖以维系的意识形态具有不可改变之义。当中国社会的改革需要推进一步的时候,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这是激起后人强烈批判的主要原因。“西学为外学”,虽然局限在西艺、西政的领域,但无疑又包含变通、自强、御外的改革思想。张之洞明确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6](P2),也就是在他看来,学习“西政”具有比习“西艺”更为重要的意义。张之洞所讲的“西政”,已涉及到学校制度、经济制度和军事制度。为此他鲜明地提出:“救世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6](P52-53)在《农工商学》篇中,他不仅提到学习西艺,而且主张设工艺学堂,译商律,设商会,以及“求自治之方”等;在《军事》篇中,则提出了从军制、武器、训练到培养武备人才的一整套改革方案。

  “中体西用”论,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它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从本质上看,它是以“道”、“学”、“治”三者的结合,或者说以“学统”包容政统去接纳西方的学统组合成新的“道统”以求治的方略。它既是“兴西学”的文化规范,又是“变法自强”的政治纲领。应该说,这是当时国内最为务实、最为开明、最具伦理和哲学意义的政治文化思想。


  “中体西用”思想是由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造成的。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社会环境当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都相对稳定,甚至于出现畸形的繁荣,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社会危机。这种相对稳定的、封闭的社会环境,导致了统治阶级在心理上产生了盲目的自信和乐观。他们往往以天朝大国自居,继续接受周边小国的朝贡,断绝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完全沉醉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的迷梦中而不自觉,把中央帝国以外的国家一律视为蛮夷之邦,认为以儒教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对外却懵懂无知。1793年,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 1737——1806)以增进对东方文明的了解为目的,率团访问中国,竟然遭到乾隆皇帝傲慢地奚落和嘲讽,使东西方两大帝国错过了和平对话的最佳时机。对此,陈旭麓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乾隆的基本精神就是限扼中西往来以守夷夏之界,与之相伴的是愈多天朝尊严的虚骄意识”,这种(虚骄)意识同时“也是一种体制”。[7](P172-173)因为虚骄背后隐藏着傲慢,傲慢源于无知,无知导致愚昧,愚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停滞。在中国皇帝(中国封建官僚的代表)看来中国到处显现的都是无比优越的(传统)文明,在马戛尔尼及其随从眼里则处处显得原始、简陋,以至于他们把中国比做“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马戛尔尼甚至预言,中国这艘破船“一旦碰到一位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波逐流,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8](P22)马戛尔尼的预言在时隔不到50年即变为事实。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是对中西文明的最好检验。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国的传统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面前表现得极端愚顽和脆弱。

  如果没有自鸦片战争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决不可能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虽然当时的中国社会早已孕育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积极因素,并且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遏制着传统中国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中国仍将长期处于前现代状态。随着中国封建制经济的解体、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中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大批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的涌入,中国原先极为封闭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人们的眼界开始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开阔。创深痛巨唤起了改革旧物的最初意识,先觉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固有的文化观念和经世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模糊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基本上承认了当时的中国在技艺方面比西方落后。如何学习西方,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来说其实是一次艰难的抉择,因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古老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等已经融入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鸦片战争击碎了天朝大国的迷梦,但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体西用”思想渐浮水面。

  客观地说,“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洋务运动。在西方的刺激和压力下,中国清政府不得不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1860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崛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早尝试。稍后,在清朝政府的默许和一些强势官僚的庇护下,应运而生了一大批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进一步解体,中国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迈进。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无法担负起社会改革的重担,倒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崛起的一批比较开明的封建官僚成了社会改革的中坚。在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本国的不足与落后,开始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军事、民用工业技术,进行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这是中国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孕育出的一个怪异悖论:封建旧阶级倒成了资本主义新生产关系的“乳娘”。但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考察后,就不难理解这一悖论存在的原因。因为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这是传统孵育出来的社会心理。因此,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仿效的。”[7](P257)“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但毕竟不同于传统的旧有思想。虽然变革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步,然而这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助于打破中国2000多年停滞不前的封闭和落后状况。

  历史已经证明,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中体西用”思想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肇始思想。它所汲取来的西方知识,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代的任何变革都要大的多。虽然“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洋务运动没有达到使中国富强的目的,但其所造成的“同治中兴”和所奠定的近代化基础毕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也给以后的中国社会改革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洋务运动秉持“中体西用”思想,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体现了渐变。从冯桂芬到张之洞,在面对西方文明时,大体上都是坚持克拉克(Edward A.kracke)所说的,“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但在1895年后,却出现了“在传统外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的趋向。很多人都开始废弃传统旧学而转向追求西学。60年代,洋务派(包括早期维新派)普遍视西洋各国政治制度为“獉狉之俗”,不值一哂,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 [9](P9)。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中外交往的日渐频繁,洋务派逐渐对西方的约章制度有所了解。薛福成说:“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弊,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宜将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10](P556)其议论不仅广泛涉及军事、经济领域,也涉及到政治体制方面。号称洋务骄子的郭嵩焘也认为,中国学习西方求富强,“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弊,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11](P334)后来曾纪泽出使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有序,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12](P171)就是曾经对西学深恶痛绝的宋育仁,在《采风记》一开始就大谈英国的教育、议会、政府、币制、军队等等,建议采用西方制度。并认为,仅靠精神文明的自信大约是支撑不住的。[13](P540)

  尽管这一时期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虽然没有变,但是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了,其中有一部分人对西方议会制度则公开表示了赞赏。例如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指出,鄙视欧美各国之人,认为他们性近犬羊,不知政治是错误的。其实西方各国很有章法,每有兴作,先请上下议院议决,“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颇有中国三代之风。中国天泽分严,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凡我用人行政,一举一动,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惬,则急止勿为;事系人心所共快,则务期于成” [14](P11691)。尊重民意,以之决定取舍,这是一种民主精神的表现。郭嵩焘出使英国期间,对英国政教风俗日新,蒸蒸日上,产生很深的印象。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明确肯定英国百余年来,“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同时批评:“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又益相与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气常郁结不得上达。”[15](P305)一褒一贬,反映了他的倾向。他希望中国应“急通官商之情”,以舒民气。两广总督张树声更指出,西方国家,自有本末体用,“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办新政,学西方,“遗其体而求其用”,所以“竭蹶步趋,常不相及” [16](P76)。他是第一位明确要求中国创办议院的中国人。

  可见,洋务运动中期以后,洋务派已经由最初热衷于学习西方的经济技术,发展到开始议论西方的政教义理。这标志着“中体西用”思想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发展,突破了原本的“体”“用”界限,为以后的社会变革做了重要的铺垫。因此,经济上的发展变革必然会引起思想、文化乃至政治体制等一切领域的变革。

  为什么“中体西用”思想能在近代中国立足很长时间,而维新思想则转瞬即逝?原因就在于“中体西用”思想是一种“兼容并包”的思想,他可以博采西方之长,补己之短,它的发展模式是渐变而不是突变,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契合。不能因为洋务派声言“中体”不可变易,因而就否定“中体西用”思想。在当时中国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保守势力及满族贵族执掌政权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中国任何一个阶级,包括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都不可能一下子就提出变更中国政体的革新思想,洋务派是经过审慎思考后,才酝酿出这样一种兼顾中西的思想。他们倡导以中学为主是处于策略上的考虑,目的是想要让他们发起的洋务活动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不至于受到势力强大的顽固派的肆意干扰和反对,至少在字面上它不给顽固派留下把柄。如果他们一开口就提出改革政体、全盘西化,中国近代历史上还会有那一场规模浩大的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乃至文化的洋务运动?正如陈旭麓所言:洋务运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7](P261)维新变法短命的原因并非在于没有发动民众,也不在于光绪皇帝势单力薄,而在于其策略的失误,即主张社会全变的突变政策,触动了大多数强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一般来说,渐变符合社会转型时期发展的需要,容易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的支持,不会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突变则适用于社会转变时期的需要,但如果处理不当,容易触动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从而引发社会混乱。孙越生先生认为,“封建社会要实现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只有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已经孕育好足够高度的新生产力和足够强大的市民阶级及其反封建的同盟军工人阶级之后才有可能。如果它们还未发育壮大就被破坏摧残,新社会是不会诞生的。”[17](P8)按照中国当时的状况,中国的封建经济虽然解体,但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整个经济基础中还不占绝对优势,中国资产阶级还不够强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还没有形成,社会上缺乏足够的新兴力量来转变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中国进行突变的经济、政治、思想条件都还不具备,只能进行渐进的社会变革。此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制度上的一些东西已经转化成文化的因素深入到人们的心理中,不仅普通民众不会接受社会的突变,就是作为有社会良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会断然拒绝社会的突变。


  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做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完美结合?如果我们对“中体西用”作进一步的抽象,不难发现,它试图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这也是一切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所遇到的共同问题。洋务派虽言西学却始终在环绕中学转移,取于人而不失自我,使“中体西用”具有可抽象继承的价值。这就是说,抽取出“中体西用”中“体”的封建残余,对民族性的传承无疑是可以借鉴的,有体有用、经世致用的学术根基与内圣外王的文化原型无疑是可取的。中国应当以开放的胸襟吸收西方文化中一切先进的因素,但是中国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只能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中国完全可以自己悠久的人文传统对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以“中体西用”思想来考察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的几种主流思潮,无论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想,还是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兴起并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新思想,但都不是原本不动地被中国思想界或思想家所运用,而是经过了加工和改造,融入了许多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有的甚至已经被解构的面目全非。从理论上讲,它们还是西方的理论,但从实践上讲,它们已经变为中国本土的思想。因此,即使近代中国采用了“三民主义”或“社会主义”作为政府施政的指导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改造和发展中国,也不能说我们完全抛弃了“中学”,而以“西学”为体。
新中国成立后,从指导思想上看,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依次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前两者都是外来的思想,也是外在的思想,没有也不可能直接来指导我们的党和国家,而后三者都是本土的思想,在实践中居于主导地位。从经济基础上看,新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它决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也与东欧的社会主义主义公有制有所不同,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完全摒弃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从上层建筑看,新中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自由平等的宗教民族政策等新型的上层建筑形式。从意识形态上看,我们秉持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观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政策。它们都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征,并经过实践检验后适合我们民族的需要。以之作为立国建国的根本,岂不是以“中学为体”?

  在新中国成立约30年之久的时间里,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与鸦片战争之前的社会环境基本相似,除了与东欧、亚、非、拉等一些经济落后国家进行有限的交流以外,基本上是封闭的。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是既把资本主义拒之千里,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懵懂无知。邓小平等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后,果断地提出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指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其实质就是在不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当今世界一切民族和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来建设和发展自己,即以“西学为用”。30年来,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足以向世人炫示:中国在走了100多年的曲折道路后,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无疑是“中体西用”思想在当代中国重焕生机和活力的最好体现。当然,这里的“体”已经不再是100多年前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了,而是“社会主义”。

  “中体西用”思想的价值所在,正是体现在融合中西的过程中,化西学为中学,既丰富和发展了中学,又不丢失自己的文化风貌。


  对比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我们不难明白,“中体西用”思想何以在晚清时期,其思想性和价值性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其中除了有洋务派主观方面的保守因素外,还有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特征, 使得晚清政治发展开始就缺乏起码的运行条件;陈旧的统治意识和狭隘的统治心理使得晚清政治发展缺乏足够和良好的发展空间和环境;内部政治局势的动荡加大了晚清政治改革的难度。由于“中体西用”思想在衰腐的清王朝没有能具体化为稳定的政治制度,缺乏制度保障,因而不可能指导实践取得预期效果。而当代的改革开放,在宪法等诸多法律中得到明确规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外化为稳固的政治制度,为政府获取政治稳定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在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的今天,要弘扬民族文化,体现中国特色,就不能不对“中体西用”思想重新审视,以便从中挖掘出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中体西用”思想在当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应坚持走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一般说来,先行现代化的国家——通常所谓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许多可资借鉴的资源,成为后发国家的示范和表率,因此,现代化的追求往往表现为浓重的西化倾向。然而,实践的进程和理论的发展已然表明,现代化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必然选择,只是现代化之路并非唯一,而是呈现出多元的色彩,也即是说,现代化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文化生态环境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特点和表现形式,因而具有明显的民族性。

  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中国文化的个性。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追求历经曲折,一方面表现为以西方为榜样的倾向,另一方面,出于对文化民族性的维护而抵御西方。激进与保守的对立和斗争贯穿于中国文化现代化诉求的全过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在总结百余年来古今中西的冲突与融合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全球眼光,强化民族意识,谋求多元文化之间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梳理世界文化新秩序,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既要放眼全球,与普世价值保持一致,又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性,与传统完全脱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追求应该在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方面作出表率,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

  第三,中国当代的改革,必须走渐进式发展道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们在现代化发展道路所积聚的经验还相当有限,很多机制还不够完善,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思想开放程度都相对较弱,现代化发展后期所遗留的社会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妥善解决。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是我们党和政府所必须确保的第一要务。已现代化的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总结的历史经验表明:政治稳定首先是经济发展,其次是社会变革的自然而然的结果。[18](P6)在坚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家决策部门务必要保持清醒头脑,审慎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切勿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

注 释:
[1]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 郑观应.郑观应集.西学(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 章鸣九,古步青,阮芳纪.洋务运动史论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
[6]张之洞.劝学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7]陈旭麓.陈旭麓文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8] 周宁.历史的沉船[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9]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 [M].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
[10] 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刍洋筹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1] 郭嵩焘.郭嵩焘奏稿[M].长沙:岳麓书社,1983.
[12]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3.
[1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4]赵尔巽.清史稿:38册[M].中华书局,1977.
[15] 郭嵩焘.伦敦致李相伯.洋务运动(一) [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6]张树声.张靖达公集:遗折[M].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
[17]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8]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

Reflection on the Thought of “Chinese Cultures as Basis,
Western Cultures as Subsidiary”& Its Modern value
WU Yong
(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CCP of Shannxi Province, Xi’an 710062,Shaanxi)

Abstract:“Chinese Cultures as Basis, Western Cultures as Subsidiary”, the thought, is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a to learn western advanced civilization during modern time (1840—1949).It absorbs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accords with our traditional cultures’ needs.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Studying Foreign Campaign”, although it hadn’t change the poor and backward condition of old China, it had promoted China’s modernization powerfu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and nationalization , the value of “Chinese Cultures as Basis , Western Cultures as Subsidiar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which provides the model for reference to propagating our national culture and defending our national honor.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s as Basis ,Western Cultures as Subsidiary”; modern time ; “Studying Foreign Campaign”

(作者单位:陕西省委党校,陕西 西安 710062)




*      *      *

上一条:明遗的理学
下一条:乾嘉汉学家对理的新诠释

相关文章:

·一篇书评所引发的思考——怀念余敦康先生
·记李学勤先生在历史所的二三事
·【讣告】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李学勤先生
·围绕着王阳明从祀孔庙所发生的思想论争
·
·
·
·
·学术讲座预告:刘文鹏《思想与政治:清代军机大臣奏事制度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