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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这位老一辈的历史学家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继续完成他的未竟事业，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化
自从侯先生踏上信仰马克思主义道路之日起，他就把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化作为毕生的理想和追求。侯先生是怎样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国化的呢？
所谓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中国化，用侯先生的话说，“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换句话说，就是要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作辩证统一的理解，坚持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侯先生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入手，积极探索人类历史上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和实现形式。
首先，他运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着重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路径。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古代文明起源的路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走的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路径。这一路径的特点是，在保留着氏族公社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进入文明社会，而以土地国有制为其经济基础，私有制观念十分缺乏，城市与农村维持着不可分割的统一。他说：“如果用恩格斯家族、私产、国家三项作为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就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的‘社稷’”。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与西方“古典的古代”在文明起源的路径上是不同的。侯先生正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路径的探索，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特点，从而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领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他运用马克思关于封建生产方式的普遍原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着重探索中国封建制社会形态的历史特点。一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土地私有权缺乏是了解全东方问题的关键这一思想的提示，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从分析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入手，得出皇权垄断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在秦汉以后至明中叶以前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结论；而西欧实行的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二是就国家形态而言，中国封建制社会早期就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其根源正在于皇权垄断的封建土地国有制；而西欧则王权长期式微，中央集权难于建立。三是根据中国封建土地权力结构将中国封建阶级划分为皇族地主、豪族地主、庶族地主三个阶层，并加强对封建阶级结构的阶层分析，指出：皇族地主居于封建品级结构的顶端，豪族地主则是依附于村社自治体，既有支持皇权的一面，又有对抗皇权的一面。庶族地方是社会地位低下、等级微贱的富有者。他们拥护皇权反对豪族地主阻碍其自身的发展。中国封建阶级的这种阶层划分也是西欧封建制社会所没有的。以上三个特点是侯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来指导中国封建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也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史研究领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第三，他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形成的理论研究中国封建制社会晚期历史，着重探索其解体的道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的形成是以自由劳动者从农业的分离为前提的。侯先生认为，马克思所说这一分离过程，在16、17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分离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土地的商品化，地租的货币化以及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加速了农业劳动者从土地分离出来的过程，促使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广阔基础的自然经济的瓦解，催发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而这正标志着中国封建制社会解体过程的开始。他指出，东西方封建制社会解体走着不同的道路：西欧国家走的是典型的道路，即农民逐步成为商品生产所有者的道路，从而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东方各国走的是保守的道路，即依附农民转变成人身自由的定期租佃者的道路，因而不利于资本主义的生长。中国封建制社会的解体走的是第二条道路。其具体表现：一是自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私有化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促使身份性地主向非身份性地主的转变和由土地权力向货币权力的转变，从而使土地日益卷入于商品流通之中；二是随着土地的日益商品化必然引起土地经营方式的变化，即由传统出租土地的经营方式转向雇工经营土地的方式；三是农业中这种雇工经营土地，其劳动具有“工役制”的性质，而以工役制为基础的经营方式是最墨守陈规的，因而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可见，中国封建制社会的解体走的是保守的道路，这导致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难产性。
综上所述，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全过程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同中国历史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既注意到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又注意到这种普遍性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及其实现形式，坚持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与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从而为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