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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简《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 中国思想史_第六辑
上博简《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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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通讯 - 《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 - 第六辑 - 上博简《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
上博简《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
 

第六辑  加入时间:2008-6-10 19:55:56  作者:梁 涛  点击:4732

 

  今人讨论曾子的思想,往往仅根据《论语》中的材料,然而据记载,历史上还曾有《曾子》一书。如《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名参,孔子弟子”,《隋书·经籍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鲁国曾参撰”,《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也著录“《曾子》二卷”。按照古书体例,这部名为《曾子》的著作,应该是曾子及其门人言论的记录,它同样是了解曾子思想的重要文献。但据学者考证,十八篇的《曾子》唐代时可能已散佚、失传,后来流传的二卷本《曾子》似另有来源。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今此书(注:指《曾子》)亦二卷,凡十篇,盖唐本也。视汉亡八篇,视隋亡目一篇。考其书已见于《大戴礼》。”可见晁氏所见《曾子》已是二卷十篇,他认为“盖唐本也”,说明唐代情况亦是如此。今本《大戴礼记》中有篇名标有“曾子”的文章十篇,分别为《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所以唐宋以来流传的十篇本《曾子》可能即是从《大戴礼记》中辑出的。钟肇鹏先生曾检索历史上引用“曾子”的情况,发现唐代以前所引,或见于这十篇之中,或不见于十篇,前者如董仲舒引用曾子二则(见《春秋繁露·竹林》和《天人对策》),分见于《曾子制言》和《曾子疾病》;后者如汉刘向《说苑》引曾子数则(见《说丛》《杂言》),徐幹《中论》引曾子二则(见《修本》《贵验》),晋张华《博物志·杂说上》引曾子二则,南朝梁萧绎《金楼子·立言》引曾子一则,却不见于这十篇,而唐代书籍《群书治要》及马总《意林》所引,均见于此十篇之中(《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求是斋丛稿》,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359~379页。钟先生推测,《曾子》十八篇亡佚于六朝之末)。这说明《曾子》一书经历了散佚、失传和重新辑佚的过程,今天所见《曾子》主要是依靠《大戴礼记》保存下来的。

  由于《曾子》一书的复杂性,宋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提出质疑。如,宋朱熹说:“世传《曾子》书者,乃独取《大戴礼记》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语气象,视《论》、《孟》、《檀弓》等篇所载相去远甚。”(《晦庵集》卷81《书刘子澄所编曾子后》)黄震也说:“《曾子》之书,不知谁所依仿而为之?”并提出非曾子所作的四点证据:一是皆世俗委曲之言;二是若乐正子下堂伤足之事;三是所言“良贾深藏如虚”,近于老子之学,不类曾子弘毅气象;四是特以天圆地方之说为非(《黄氏日钞》卷55《读曾子》)。明方孝孺说:“意者出于门人弟子所传闻而成于汉儒之手者也,故其说间有不纯。”(《逊志斋集》卷4)近代梁启超也认为:“《大戴》所载十篇,文字浅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汉初诸篇。”(《古今伪书及其年代》)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曾子》一书不伪,它形成于战国中期以前,反映的是曾子学派的思想(参见王铁:《〈曾子〉著作时代》,《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罗新惠:《郭店楚简与〈曾子〉》,《管子学刊》1999年第3期;及上引钟肇鹏文)。那么,《曾子》一书的情况究竟如何?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说明:一,《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是否即来自《艺文志》中的《曾子》十八篇?二,《曾子》是否形成于战国时期?其中,前一点又涉及到《礼记》的成书问题。

  我们知道,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收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据《礼记正义》引郑玄《六艺论》:“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传《礼》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可知《礼记》往往又称《记》,《汉书·艺文志》就有“《记》百三十一篇”,它主要来自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所得,而大戴、小戴则是对其传人的称呼。又,汉人所说《礼记》,内涵实较驳杂,有些本来是经不是记,如《小戴礼记》的《奔丧》、《投壶》等,有一些则是将子书的单篇收入其中,如,小戴中的《缁衣》、《表记》、《坊记》、《中庸》四篇出自《子思子》,《月令》出自《吕氏春秋》,《乐记》出自《艺文志》的《乐记》二十三篇,《三年问》出自《荀子·礼论篇》等等。《大戴礼记》的情况亦是如此,沈钦韩《汉书疏证》说:“今《大戴礼》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周兵》、《少闲》七篇。刘向《别录》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记》是也。”这是大戴抄入它书的明确记载,此外如《礼三本篇》出《荀子·礼论篇》;《劝学篇》取《荀子》首篇,同时附以《宥坐篇》末“见大水”一则;《哀公问五义》即《荀子·哀公篇》的首段;《礼察》(部分)、《保傅》见贾谊《新书》等等,所以大戴收入《曾子》十篇是完全可能的。至于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郭店简与〈礼记〉》,《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近些年出土的简帛中,也多见子书的单篇,一般是持有者根据需要选择抄写,而较少将整书抄入的,这在郭店简中尤为明显,李先生所论可谓有见。同时由于当时流行的书籍单篇多是阐发儒家理论尤其是礼的思想,与礼存在一定的联系,故往往被编入《礼记》,并被归于其中的“通论”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阮元说:“《大戴》十篇皆冠以‘曾子’者,戴氏取《曾子》之书入于杂记之中,识之以别于他篇也。”(《曾子十篇注译》)阮元认为十篇中的“曾子”是保留了原来的书名,而非篇名,是有一定道理的。按照古书体例,篇名往往取篇中文字或根据文意而定,而很少再加以人名的,所以《曾子立事》的篇名应该是“立事”,取文中多谈为人处事之意;《曾子本孝》的篇名应该是“本孝”,源于文中“忠者,其孝之本与”一句;《曾子立孝》的篇名应该是“立孝”,取文中首句“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的“立孝”二字。用标点符号来表示,应是《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等等。这也说明,《曾子立事》等十篇确实是来自《曾子》一书。

  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中,有《内礼》一篇,其内容多与《曾子立孝》等篇有关,为我们利用“二重证据法”探讨《曾子》的成书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材料。其首段云:

  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故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不与言人之臣之不能事(1简)其君者;故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不与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故为人父者,言人之(2简)父之不能畜子者,不与言人之子之不孝者;故为人子者,言人之子之不孝者,不与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3简)。故为人兄者,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不与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者;故为人弟者,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4简)者,不与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故曰: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使君。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慈弟(5简);与弟言,言承兄。反此乱也。(第1~6简)

  此段又见于《曾子立孝》而文词略有异,除了第一句《曾子立孝》作“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爱”写作“忠”;及最后一句作“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多出“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几字外,二者的主要区别是,《曾子立孝》略去了“故为人君者……”、“故为人父者……”、“故为人兄者……”等内容。竹简整理者李朝远先生说:《曾子立孝》“仅记‘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者,简文中的‘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句,文献失载,且君臣、父子、兄弟的顺序也不同于现存文献。简文更体现了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兄兄、弟弟’的思想。”(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220页)廖名春认为,“简文‘为人君者’与‘为人臣者’、‘为人父者’与‘为人子者’、‘为人兄者’与‘为人弟者’是相对待的关系:讲‘为人君者’没有离开‘为人臣者’,讲‘为人臣者’也没有离开‘为人君者’;……它讲‘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既要求‘为人君者’,又要求‘为人臣者’;……说明这里的‘爱’就不是下对上(子对父、弟对兄、臣对君)单向的,而是下与上(子与父、弟与兄、臣与君)双向的、相对待的互‘爱’;这里的‘礼’也不是下对上(子对父、弟对兄、臣对君)单向的,而是下与上(子与父、弟与兄、臣与君)双向的、相对待的互‘礼’。”(《楚竹书〈内礼〉与〈曾子立孝〉首章的对比研究》)《曾子立孝》略去有关君、父、兄的内容,实际是将竹简中君臣、父子、兄弟间双向的、相互对待的“爱”和义务关系,转变为臣、子、弟下对上片面的职责,“颇有‘为尊者讳’的意涵。”不过,由于《曾子立孝》保留了“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兄言,言顺弟;……与君言,言使臣……”一段文字,仍依稀可以看到前面曾有讨论君、父、兄职责和义务的内容。所以《曾子立孝》“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三句应是在后来流传中被删除了,而被删除的原因可能与后来儒家君臣父子关系被绝对化,竹简要求君臣父子互“爱”、互“礼”的观点显得大逆不道、难以被接受有关。《内礼》下文又说:

  君子事父母,亡私乐,亡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隐而任(6简)之,如从己起。君子曰:孝子,父母有疾,冠不力,行不颂(容),不卒立,不庶语。(第6、8简)(这里的简序根据魏宜辉、董珊的意见作了重新调整,魏、董二文见“简帛研究网”)

  这段文字则多与《曾子事父母》有关。其中,竹简“君子事父母”一段也见于《曾子事父母》,作“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少“无私忧”三字,以前清代学者曾怀疑这三字为阙文,惜无直接的证据,现在有了竹简,这一问题便清楚了。竹简主张对父母“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曾子事父母》则说:“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二者内容基本是一致的。不过从《内礼》与《曾子》的相关文字看,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更像是对某种相同观念和思想的记录和叙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早期儒家学者没有著书立说的习惯,其言论往往由弟子记录、流传下来,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固定的传本,《内礼》与《曾子》是当时流传的不同传本。或者当时虽已有固定传本,但学者仍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摘录,《内礼》即是其摘录本,其中也包括了《曾子》的言论。但不论是那种情况,《内礼》与《曾子》存在一定的联系则是可以肯定的。

  据整理者的介绍,该篇“第一简背有篇题‘内豊(礼)’。‘内礼’一词,文献中未见。《礼记》中有《内则》,篇题郑玄注云:‘以其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内礼》或与《内则》有关”(《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四)》,第219页)。不过,从《内则》的内容来看,《内则》的“内”应是“门内之治”的“内”,指家族之内,“内则”即“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而“内礼”的“内”则似是指内心而言。《曾子事父母》说:“兄之行若中道,则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则养之;养之内,不养于外,则是越之也;养之外,不养于内,则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内外养之也。”王聘珍注:“‘养’读若‘中心养养’,忧念也。内谓心,外谓貌。……内外养之,谓忧诚于中,形于外,冀感悟之也。”故“养之内”,是指从内心忧念之,而“养之外”,则是从容貌礼节上忧念之。《曾子事父母》主张“君子内外养之也”,实际也是“内礼”一词所要表达的含义。故“内礼”是说孝既要有内心的忠爱之情,还要有外在的礼节形式,它实际是对该篇首句“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的概括和总结。

  随着《内礼》的发现,前人关于《曾子》的种种怀疑已不能成立,《曾子》至少在战国时已经成书。至于其年代,已有学者指出,子思、孟子、荀子等都曾引用其言论,其中有些是明引,有些是暗引,这说明《曾子》当成书于《子思子》、《孟子》之前。此外,《曾子》为记言体,体例类似《论语》,文字质朴简短,一些概念如“忠”是指人内心的真诚状态(《曾子立事》:“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去之不谤,就之不赂;亦可谓忠矣。”《曾子本孝》:“忠者,其孝之本与。”),而不仅仅指忠君,这些都是其成书较早的证据。钟肇鹏先生说:“曾子卒后,他的第二、三代弟子结集《曾子》书,亦如孔子卒后,其二、三传弟子结集《论语》。《曾子》的结集,盖略晚于《论语》,其时代当在战国早期。”王铁先生具体推定为公元前400年前后的数十年间。由于《曾子》中载有乐正子春与弟子的问答,故《曾子》的结集可能完成于乐正子春弟子之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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