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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鲁褒的《钱神论》，是讽刺金钱万能的古代奇文，文中引用的“有钱可使鬼”的古谚，对后世影响既深且远，以至于现今仍流传着它的通俗表述“有钱可使鬼推磨”，而“有钱能使磨推鬼”的说法则是其最新版本。
然而，近日再读《钱神论》，除了司空公子滔滔话语中散发的铜臭味以外，又不期然从字里行间读出点别样滋味，这也许与人生阅历的深浅有关，也许是因为当下的历史语境为我们解读古代经典提供了全新的视域。
鲁褒在《钱神论》中虚构了这样一则故事：阔少司空公子在京城（今洛阳）闹市闲逛，恰与饱读诗书而又年迈贫困的綦母先生相遇，綦母先生正要两手空空去拜见“贵人”，走动关系，司空公子则嘲笑他不谙人情世故，乃固陋之极。然后，司空公子便引经据典，上下古今，侃侃而谈，用“钱能通神”的大道理来开导綦母先生，其中讲到金钱：
内则其方，外则其圆。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无远不往，无深不至。钱之所祐，吉无不利。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谚云：“钱无耳，可闇使”，岂虚也哉！又曰：“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
这里，“朱门”指富贵人家，“紫闼”指朝廷。此句是说：只要有金钱开道，出入豪门宫廷，沟通权贵，全无障碍。后面又讲：
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天有所短，钱有所长。谚曰：“官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何异无足而欲行，无翼而欲翔！
“相禄”指官位俸禄，此处讲，人的寿夭贫富贵贱都由钱所左右；“中人”指朝中大臣，谚语“官无中人，不如归田”，反过来说，就是我们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司空公子则对此说有深刻的辩驳，认为办事情光有关系而没有孔方兄是万万不行的，二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由上述引文我们不难看出，《钱神论》在挖苦讥刺金钱万能的文字中，透露出些许权钱交易的历史信息。
《钱神论》的作者鲁褒，系一位隐者，生平不彰。《晋书•鲁褒传》载：“鲁褒字符道，南阳人也。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盖疾时者共传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终。”由此看来，他是出于对当权者贪婪污鄙的深恶痛绝，才作《钱神论》。其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早于鲁褒数十年的成公绥也曾作有同题文章，其写道：“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朱衣素带，当塗之士，爱我家兄，皆无能已。执我之手，托分终始，不计优劣，不论能否。宾客辅凑，门常如市，谚言‘钱无耳，何可誾使’，岂虚也哉！”这里所谓“朱衣素带，当塗之士，爱我家兄，皆无能已”，也透显出权势阶层对金钱的贪婪无度。我们知道，晋代是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不仅战争频仍，经济凋敝，而且统治者贪浊成风。如晋武帝贪财好利，公开卖官聚敛私财，司徒王戎多殖财贿，每夜与夫人在烛光下拿着筹码算账，王戎的堂兄弟王衍，虽身为高官又以名士为尚，口未尝言“钱”字，却要富贵则得富贵，资财山积……晋代之所以出现多人竞作《钱神论》的现象，应该说这一时代的贪鄙之风有绝大的关系。
在唐代，名臣张说曾撰有一篇不足200字的《钱本草》，仿照《神农本草经》的语气，借药喻钱，借钱言药，把钱的性能、利弊、积散之道写的入木三分：
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眼颜，采泽流润，善疗饥，解困厄之患立验。能利邦国，污贤达，畏清廉。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其药采无实，采之非礼则伤神。此即流行，能召神灵，通鬼气，如积而不散，则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有饥寒困厄之患至。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德，取与合宜谓之义，无求非分谓之礼，博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失期谓之信，人不妨己谓之智，以此七术精炼，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若服之非理，则弱志伤神，切须忌之。
张说指出，金钱这味中药，只有经过道德仁义礼智信“七术精炼，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反之，则“令人霍乱”，“弱志伤神”。此乃作者积四十年做官之经验而成的肺腑之言，是诫贪的一剂传统良药。
清康熙时，“桐城派”领袖戴名世曾写下《钱神问对》一文，构思精巧，使“戴子”与“钱神”来了个“面对面”，在人神对话中，“戴子”历数金钱的罪恶：
自汝出，而轻重其制，铢两其名，方圆其象，流传人间，惑乱民志，万端俱起。于是庸夫之目，以汝为重轻；奸人之手，以汝为上下。或执鞭乞哀，流汗相属。不然，设心计，走坑险，蒙死侥幸，损人益己，互相攘夺，至犯科作奸，椎牛发冢，聚为博弈，出为盗贼。至于官之得失，政以贿成，敲骨吸髓，转相吞噬，而天下之死于汝手者，不可胜数也! 挺土刻木以为人，而强自冠带；羊狠狼贪之徒，而恣侵暴，刳穷孤，而汝之助虐者，不可胜数也……
面对“戴子”的指控，“钱神”则从容答曰：你所说的固然有理，但那正是钱之为神的原因所在，你又奈之若何？然后，“因仰而嘻笑，俯而却走，伸目四顾，举手而别，众共拥之以去”。在戴氏笔端，金钱对人性的异化、对权力的腐蚀以及人对它的无奈，一幕幕描写的活灵活现，宛在眼前，使人浑然忘了古今之别。
不过，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建构与主流意识形态体现的是“权力至上”（即“官本位”）的基本原则，无论是维护專制权力的垄断利益还是预防商品货币对王权的颠覆性的强腐蚀，其必然要把“抑商”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现代市场经济则依据的是“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杜绝“公权力”的私用与谋取不正当利益，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规制和监督而别无选择。如果任由钱与权的自由交通与转换，遂使二者互为手段、相得益彰，那将把全社会推向极其危险的境地。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有句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关于金钱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我们还真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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