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的哲学史研究侧重辨名析理，在知的层次上，发掘独知、未发之中、天理等道体概念的深意及内在关联; 在行的层次上，还原慎独、求未发之中、存天理等致良知工夫论。这两个层次由 “知行合一”融为一体。正如汪学群 《吾心自有光明月———王阳明思想原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以下简称 《原论》) 所言 “哲学是灵魂，史学是基础，既有当代的思考，又有历史的积淀，两者有机结合” ( 第 694 页) ，这不仅是作者对于中国思想史书写范式的期望，也是 《原论》的方法旨趣之所在。
《原论》为读者展示了王阳明的思想来源及演进的历程、形态及视野、思想的内在逻辑、社会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在阳明学 “知行合一”的总体框架下，《原论》分四章论述思想的内在逻辑: 做工夫识本体、作为工夫的本体、作为本体的工夫、本体与工夫合一。由此来看，《原论》以思想史研究方法为框架，重点章节采用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二者交织融合。《原论》以 “吾心自有光明月”为正题，这是王阳明的良知学境界语，出自王阳明的 《中秋》诗作。此句可与王阳明临终遗言相呼应: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作者指出: “两处都提到 ‘心’与 ‘光明’，‘心’说明他的思想形态是心学，‘光明’则道出其心学的核心是良知，‘心’与 ‘光明’形象地概括出其良知心学的特色，也反映了他原来的思想，本书则以此为基础展开讨论。”( 第 1 页) “个个人心有仲尼”，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光明月，一个普通的人心如何发展出光明之心，顺此还原，则可贯穿王阳明思想的来源、形成及发展。以作为工夫的本体诠释，光明心体可以还原为心体无私欲，如 《传习录》所言: “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尘沙。”作者认为这 “表明心体纯洁本善”，“着不得之念说明心体已经超越善恶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善，反映了心体的底色”。( 第 188 页) 又如 《传习录》所言: “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作者认为 “学做圣人实际上是去人欲存天理的过程，这当然离不开工夫”，“人人都在心纯乎天理上用功，都会发现原来吾性自足，成就自身的圆满指再现本有的潜能，也可以说成为圣人”。( 第 277—279 页) 以作为本体的工夫诠释，光明心体可以还原为精一的致良知工夫，如 《传习录》所言: “舂簸筛拣是 ‘惟精’之功，然亦不过要此米到纯然洁白而已。”作者认为 “精一是 ‘作圣之功’，精一体现一种能动的道德说，为成圣服务”。 ( 第 346—347 页) 由此展现出良知学的本体与工夫，以及本体与工夫间的互动，这均指向成就光明心体。
王阳明的光明心体不限于工夫与本体，还表现在实践与教化与日用伦常中，光明之心即是无傲气，能谦虚，如作者诠释: “所谓谦并不仅仅是外貌卑逊而是中心恭敬。”( 第599—600 页) 将此光明心体推致，作者从政事的态度及治理、地方的社会建设、科举与学校、讲学、讲会、交游等诸多方面论述，展现王阳明良知思想的社会化。
综上可知，《原论》一书研究的综合性强，思想视野开阔。作者涉及领域广泛，对于后续的研究应该是有规划的。从我个人而言，阳明学原论还可以从两个方面拓展: 一是从哲学史角度。阳明学是漂移化、动态化的，在哲学史还原的基础上，还可进一步挖掘漂移化的原因、动态化的根源。二是从思想史角度。王阳明的思想还原不仅包括王阳明本人的文献，而且涉及王阳明的师友及其后学，可以利用阳明后学文献整理的成果，强化这方面的研究。如北方王门的尤时熙记录朱得之亲闻王阳明之言: “我全得朋友聚讲，所以此中日觉精明。”黄德良曾说: “老师学问，初亦未成片段。因从游者众，夹持起，歇不得，所以成就如此。”后举问王阳明的江右弟子刘魁 ( 晴川) ，刘魁曰: “也是如此，朋友之益最大。”( 《纪闻》，《拟学小记》卷六) 学友的交流触发不断激励王阳明丰富良知学，由此可见学友的重要性。如果将王阳明学友的史料引入王阳明的思想还原研究，这将会促进思想史研究的深化。弟子的纪闻也是研究王阳明思想的重要文献，以往王阳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弟子记录的 《传习录》，随着文献的丰富，可以形成 《传习录》续编，并将王阳明师友弟子的书札纪闻纳入到王阳明思想的研究中。
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各有所短，如思想史研究容易拘囿于史料的限制，不能超越而出; 哲学史研究容易用神，纯凭概念的演绎推理，漫无边际，导致过度诠释。《原论》将二者融合，从而兼取其长，以补二者之所短。还原是手段，梳理思想资料的 “旧本子”，是为了得其神韵，是为了展现一个真实的王阳明，惟其实，方可信，方可行，方可实现 “传心”“传习”。“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阳明学不仅具有重要的哲学历史意义，而且通过深入研究，我们在当下的时代仍然能够去追寻内心永无缺的光明月。在充分理解吸收王阳明思想的精华时，将其还原到活生生的生活中，润沃我们的心灵，实现阳明学在社会中的创造性转化，发挥良知学的现代价值。尽管实现的过程漫长遥远，但扎实的基础研究仍是必须要经历的阶段，由此而言，《原论》的基础研究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