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二十四日 惊闻李学勤先生病逝,心里十分悲痛,抚今追昔,在历史所与李先生接触的一些往事浮见,这里仅撰小文以示怀念。
1995年我从高校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的所长就是李学勤先生。按着不成文的规定,新来所的成员都要获得所长接见并进行一次暂短的谈话。记得是副所长陈祖武先生把我引见给李先生,我们握手寒暄之后,他问我来所里准备研究哪一段,我说主要想清代学术思想,他说很好,清代学术思想很重要,并列举宁都三魏,即清初理学家魏禧、魏际瑞和魏礼的并称,他们著述丰厚,尚无人研究,我说会关注到这些人的。他又说了些勉励我的话,接着陈祖武先生插话,要我说一说我父母与李先生在大学是同届的事。我提起我的父母于1955年北大哲学系毕业,他们属于51级,那班同学因1952年院系调整而来自当时有哲学系的各高校,其中也包括从清华来的,李先生是51级清华哲学系的学生,因被抽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而未来北大。据我父亲的回忆,当时他们的宿舍里有一张空床就是给李先生预留的。我说当时如果您回北大继续念书,那就是55届的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李先生谦虚说道:北大咱不敢当。他又询问起清华同学(合到北大)的近况,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他。那时谈话时间不长,但李先生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形象印在我头海中。
我进历史所先到在明清室,主要从事学术研究,与李先生接触不多,见面礼貌性的打招呼而已。1998年我被调到科研处任副处长,因科研处是科研职能部门,尤其是经常组织召开所学术委员会,审查各类立项,以及每年的职称评委会评职称,这样与既是学术委员又是职称评委的李先生接触渐渐地多了起来。在所召开的各类学术会议上,我看到李先生讲话逻辑严谨,知识渊博,说出的话具有导向作用,得到所学术委员其他成员的敬重。他虽然忙于著书立说,参加各种会议,但对所里同仁几乎有求必应,尽量为他们撰写推荐意见、评审申请等。记得一次有一位学者把以前报刊上发表过的零散文章编辑后要申请出版资助,推荐意见是李先生写的,尽管学术委员会最后没有给予资助,也可看出他尽可能的在学术上帮衬别人。
历史所成立于1954年,2004年为了纪念创建50周年准备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并以“历史所五十年资料汇编”为题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包括《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所同人述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介》、《历史所科研成果目录》、《古史文存》几个子项目,立项得到院里批准。受所里委托,我作为这项院重大课题的主持人,负责编辑《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所同仁述往》,正是这个机缘与李先生有了文字上的接触。他那时虽然已经调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但毕竟是历史所老人,又当过所长,我约他写回忆文章,他很爽快的答应并先给了我一篇。这篇题为《深刻的启迪——回忆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原刊登在1988年8月10日《光明日报》上。接着又跟我讲要再写一篇纪念日本著名学者大庭脩先生的文章,我很期待他的大作。过了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兰园大庭脩自用印集序》一文,拆开信封里面除了序文外还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以下文字:
学群先生:小文寄上备用,由于《印集》系繁体,小文亦用繁体,烦在排印时简化,给你带来麻烦,请原谅!《印集》是非卖品,应没有版权问题。
谨此致谢,并候近安。所内处内各位并此不一。李学勤上,五月二十九日。
前一篇文章李先生回忆了刚来历史所不久便给侯先生当助手的经历,他那时以“诸青”的身份参与侯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及相关书籍的编写,突显侯先生的治学特色,以及对年轻人的指导与培养。后一篇序文则记录了他与大庭脩先生的交往及后者在木简研究领域的贡献,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这位故人的缅怀之情。遵嘱,我把此序文录入电脑,连同他先前给我的纪念侯外庐先生那一篇,一并编入《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所同仁述往》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后来“历史所五十年资料汇编”结项,历史所找了几位专家鉴定,其中就有李学勤先生。他在鉴定意见表上这样写道:
由汪学群研究员主持实施的“历史所五十年资料汇编”课题,已经如期完成,取得了丰富成果,与历史所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相配合,在学术界造成了很好的影响。
历史研究所筹建于建国初年,半个世纪以来在史学界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总结历史所的发展经验和学术成果,对于近年备受重视的二十世纪学术史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历史所有着长期丰富的学术档案积累,在当前予以整理汇辑,是非常及时,也很有必要的。
汪学群研究员和参加本课题工作的齐克琛等各位同志,长期在历史所科研处、人事处及办公室工作,对课题有关情况十分熟悉,特别是与所内老中青人员有密切联系,提出并承担这一课题,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这种从多角度、多层面汇编研究所资料的工作,尚属罕有,很有创新意义,今后应予推广。
课题的各种成果,彼此配合,相得益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指简介)全面介绍了所的沿革和概况,内容详明扼要。《历史研究所科研成果目录》内容丰富,工作量繁重。《求真务实五十载》和五卷本的《古史文存》则需要大量的组织、编辑工作。这些成果都达到了优秀水平,特别是《古史文存》本非课题预定,是超额完成了计划。
科研处等单位,在研究所内有关键的作用,但与研究室科研人员的工作联系,如何处理得更好,常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课题在这一方面,可说也创造了非常宝贵的先例。
李学勤2005年4月2日
这段文字是对历史所为筹备建所50年纪念活动所做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期望。李先生文中所讲的“历史所有着长期丰富的学术档案积累”,是告诫历史所不仅要研究古代史,也别忘了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历史,所史的建设对历史所同样有意义。
我记得2003年在李先生去清华大学前所里为他召开的欢送会,历史所领导、学术委员会成员、各室主任、科研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都来参加,当时的常务副院长王洛林也出席并讲话,望李先生继续关注社科院关注历史所,林甘泉先生直接对李先生说别走了。李先生也讲了话,其中讲了去清华的原因,主要是想为母校做些贡献以报答其培养。李先生虽然去了清华,但在历史所的那段历史不应被遗忘,自1953年底历史所正在筹建中到2003年,他一直在历史所工作,1985到1988年任副所长,1991年到1998年任所长,在历史所供职50年,正如他在历史所60年所庆大会上致词说:“这50年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50年,也是我永远引以为荣的50年。”他把一生最好的年华贡献给历史所,为历史所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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