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母在写《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一书时，余敦康先生［2］就十分关心，不时向我问及，2010年此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当时并没有告诉先生。第二年也就是2011年3月9日，我打电话给先生，他主动提起家母出版的新书《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之事，并告诉我自己去书店买了一本，读后认为此书写的非常好，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即中和而不是西方的斗争。他又主动提出要为家母新书写书评，加以表彰，并说老同学应该写，我听后急忙感谢。我说我原来也想为此书续一跋尾，但考虑到我是她儿子，替自己母亲表彰，有些难为情，所以就没有写。没想到您主动提出写书评，是对家母研究的肯定，当然也有老同学的情份。后来我打电话给母亲把先生写书评的事告诉她，她听后很高兴，也很期待。4月24日，先生打来电话，告之给家母写的书评已经完成，说你有空来拿，我答应明天去。第二天我与妻子应约来到先生家，看到他用十六开稿纸书写的书评，一共七页且字迹工整，十分感动，我代家母感谢他。他对我说准备把书评给《光明日报》，你先录入电脑，然后再发给《光明日报》负责国学版的编辑梁枢，原稿由你保存。7月4日，我从网上看到先生写的书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把这一消息告诉家母，又请弟弟找来报纸给她看，她看后非常高兴。我打电话告之先生，他说已经拿到报纸，我转达家母对他的谢意。先生多次跟我说起为什么给你母亲写书评，在我们围绕着书评的聊天中，他道出了自己的思考，而我拜读书评又何曾不引发出一些思考呢？
家母有关中和思想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距2011年也有20多年，最后成书也是她一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总结。家母写此书的动机，是曾经在反右、“文革”等极“左”的政治运动中，因受迫害而下放劳动，脱离专业教中小学20余年，而在退休后，深感极“左”思想的危害，贻误了青春，因而着力研究和发扬“中和”传统精神。1994年，她70岁那年曾赋诗一首：“七十生涯几蹉跎，沧桑岁月备受磨。深被极端思想害，痴心一片寄中和。”后来想灾难已经过去了，应该向前看，所以把诗的第三句改为“抛却平生忧患事”，集中精力写出传统中和思想这一专题研究。企盼今后当政者都能发扬这一优秀传统精神，乃我们民族之大幸。先生与家父家母岳母有共同的遭遇，他们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并受到迫害，1957年先生与我岳母在北大哲学系被划成右派，家父在哲学所被划右派，家母也受到牵连。先生当时正在系里念研究生，遭此变故，开始劳动改造，后来下放到湖北，我岳母则调到系资料室，而我的父母下放到东北。他们都经历了政治斗争的年代，深感社会和谐的必要性，我想家母此书以中和为题也写出了先生的心声，这是他为家母写书评的原因之一。
先生说家母这本书写的好。书评高度评价《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肯定中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道统的价值及现实意义。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中和，家母这本书抓住了实质。他谈及某位学者试图建立和合学，以合和代替中和并不可取，这样把中和变成了学，降低了中和作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地位。他跟我们讲曾当着这位学者的面反对过合和学，后来合和学也没有形成气候。
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阐发了这一想法。如2011年9月27日，我接他去历史所我们研究室（思想室）演讲，讲的题目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主要举了家母的《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以及他在《光明日报》写的书评，肯定“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道统。
在先生看来，世界文明不是像亨廷顿所说的“冲突”，而是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他在讲演时首先提到2010年由联合国发起，中国承办的世界文明对话在华举行，被称为“尼山论坛”。著名外交官吴建民先生说：“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深入地思想，在‘尼山论坛’的背景下，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能不能比较简单地讲清楚？恕我直言，我们现在对外讲的东西，条条多例子少，讲不明白。我们存在一个构建主流文化的问题，主流文化是需要几代人下工夫去做的，主流文化没建立起来，中国不可能长治久安。”中国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吴建民说我不知道，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人说不清楚也听不明白，这些话对先生震动很大。对于“世界文明对话”我始终找不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各派之间始终各持己见，感到十分的困惑。他说：“尽管我现在也讲国学，但如果有人问我‘国学好不好？’我却不能做肯定答覆。中国文化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百年来一直困惑著我们。如果说其他国家也存在文化的‘我们是谁’的问题，但中国尤为严重。为什么？因为很多国家的人虽然说不清自己的文化，但却没有骂自己的文化的，我们却在指摘自己的文化。”这是很少有的，也是他困惑的原因。
先生接着讲道：“但后来，我的同班同学程静宇写了一本书《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回答了吴建民的问题。”这主要是指书中认为“中和”就是中和之道，“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中国的道统。这本五十多万字的著作回答了我的困惑，五千年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封建主义，而是‘中和’思想”，当然这本书至少得值大家讨论的。又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专制还是和谐？“以前我和程静宇（汪学群老师的母亲）讨论过中和问题，后来为她的新书《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写了一篇文章予以介绍。”第一，本书把“中和”分为十个方面。政治的、伦理的——乃至文学的、艺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以中和思想贯穿，这是有充分论证的。第二，本书从历史上纵观，中和思想由尧舜直贯明清。什么叫“中和”呢？它的内涵很丰富，简单讲就是在对立中寻找综合平衡点。这是中国独有的，不同于西方的单面主义。《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讲中和是一种战略思想，致中和，使中和思想扩展开来就可以天位物育。中和思想后来归结为和谐，北京的故宫有中和、太和、保和三大殿，“中和思想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国家民族核心的决策依据。”这里面有因果律，中国五千年文明，如果致中和，推行这一核心价值观就会实现治世。“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如果能致中和，就是发而皆中，天下太平。李约瑟认为，中国思想的妙处就在于“和”，好像一个调节器使一切趋向平衡。汤恩比对比中西文化后也说，西方文化是爆炸型的，中国文化则是平衡型的、收敛的。［3］先生在演讲中肯定家母此书的基调，既回答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核心的问题，又消除了他的困惑，这样的评价力透纸背，是非常深刻有见地的。
其实先生早就关心过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核心的问题。他在2010年曾写过一篇《国学热感言》，后来把这二页纸的感言送给我。大意是说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和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宏观历史背景密切联结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并没有出现国学热，兴起的是以电视剧“河殇”为代表的站在西化的立场批判国学的思朝。进入九十年代，这股西化思潮受到抑制，国学在学院派的范围内似乎显露出一点热的迹象，但是很快又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国学封建复古，不应该提倡。到了20世纪，特别是2004年，官方正式提出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一些文化精英也在这一年发了“甲申文化宣言”，把开展国学研究以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提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这才澄清了一些思想障碍，为国学热的兴起揭开了序幕。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建国以来的60年或者五四以来的90年中，国学热是直到2004年即甲申年才算是真正的兴起，至今仅仅延续了六个年头。
在这六个年头中，国学确实是热了起来，成绩不小，但是也有显著的不足。最大的不足在于缺少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研究，为当代中国构建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主流文化，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先生引用上面提及吴建民先生的那段话，认为如果国学热在世界文明对话的大背景下不能清楚明白地回答“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的问题，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主流文化的认同，只是停留在整理国故的层次，既不关注现实，也不着眼于未来，这就失去了根本，热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衰歇的。这次先生借家母的书评强调中和思想回答了“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把国学的研究引向深入，与作为中华文化价值核心的中和思想联系在一起，也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民族精神的凝聚结合在一起，从而突出彰显了国学研究的价值认同、价值关怀。这种对国学热的反思为其今后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2011年10月27日，我和妻子去看先生，谈及当前文化建设问题。他再次表达十分推崇家母的中和观点即和谐，认为这是当代文化建设的方向，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核心所在，他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本质的不同，在于中国和谐而西方斗争。尤其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人整人，相互斗争造成社会动乱，不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冯友兰先生晚年生病住在友谊医院，离先生家不远，他经常去探望。一次他问冯先生，您1949年以前有“贞元六书”之作是哲学，而后来三十年写哲学史，为什么不研究哲学，冯先生说环境不允许、不敢，不过还是要写的，写完自己的观点就准备跳进棺材，可见冯先生直到晚年还是心有余悸的，这是经历了包括文革在内一系列政治运动留下的后遗症。我告诉先生说这几年准备研究王阳明乃至于朱熹，因为阳明学和朱子学是中国古代思想走向世界的最主要品牌，他不表示反对，但认为我的易学研究（指我曾出版过《王夫之易学》、《清初易学》、《清代中期易学》）不能丢，要构建新易学，主要挖掘其中的和谐思想以为当代所用。他的这一想法与家母“中和”思想的研究不谋而和，均在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核心。
先生说令慈治学功底好，但又十分低调，从来不表现、张扬自己，这一点不像有些人喜欢张扬，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刷存在感。他还强调：书评题目加上令慈的名字就是要大加表彰，她一辈子研究学术，默默耕耘，不求名利，更应加以表彰。这里指的是民国时期家母在上新式小学，受新式教育之前，曾经在外公开办的私塾里读过四年书，这四年的私塾教育主要是读四书五经，以及唐诗宋词，许多名篇都能背诵，为她以后在传统学术思想的学习与研究中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学最后一年选专业，她选择中国哲学史专业，师从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石峻等先生。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中关村成立，由潘梓年先生任所长，中国哲学史研究组也同时成立，家母刚毕业就被分配到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当时的中科院本来想调冯友兰先生主持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工作，因北大不放，只能请他兼任组长。冯先生对母亲讲：你刚来先给梁启超的胞弟梁启雄先生当助手吧，跟他学古文字学，家母协助梁先生出版了《荀子简释》(1955年古籍出版社)、《韩非子浅解》(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不久家母就参加了冯先生主持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编辑工作，此书聘请了哲学史、思想史、文献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著名专家，所内有容肇祖、梁启雄、刘及辰、王明、吴则虞、王维庭、王维诚、王范之先生，以及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陈克明、程静宇、钟肇鹏、乌恩溥等。所外有谭戒甫、顾颉刚、瞿蜕园、孙人和、冯友兰、王献唐、马宗霍、高亨、侯外庐、张恒寿、张岱年、郭化若、任继愈等先生。家母时任研究组学术秘书，负责各种联络，包括打电话、写信、会议记录等，起上下联通的作用。根据《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原则，除了选择中哲史上有代表性的原文之外，还要把它们翻译成白话文，因家母早年读过私塾,受过很好的古文字训练,后来又受新式教，在沟通文言文与白话文上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梁启雄、容肇祖、王维城、王维庭等先生说古代翻译的标准以程静宇为准,他们希望通过家母的通读,然后使原文通俗化。家母对北大及哲学所这段经历很少提及，觉得耽误这么多年，在专业上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愧对老师们的希望与培养，她曾和先生提及此事。［4］另外，家母退休后深居简出，跟学术界没有什么来往，除了见老师、与老同学聚会之外，大都在家随性写些诗文，弄些花草，修身养性而已。先生既知晓又理解，所以才说出上述的话，借写书评似乎是在学术上替老同学“出头”。
先生还建议我多买些书、载有书评的报纸，分送给曾经担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的郭齐勇（我称齐勇兄）及武汉大学哲学系同仁，让他们知道程静宇退休这么多年依然在从事学术研究。他还笑着说，我是主动买你母亲的书，又主动给她写书评，这就是老同学吗。我说家母自觉水平不够，书写的不好，您已成大家，不好意思找您写，所以您写了之后，她感到意外，也很感激，他说这是老同学的友情。
纵观先生的书评，不仅是对家母小书的肯定，同时也借此谈及自己对中和等问题的看法，其实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看法与家母是一致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经历了政治斗争的年代。另外，先生也受亨廷顿等人文明冲突论的刺激，多次跟我说起亨氏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该书以冷战为界认为，之前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是意识形态，之后的世界冲突则源自文化方面的差异，包括宗教信仰、民族种族、思想价值，等等，主宰世界的将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这显然既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中和思想背道而驰。他晚年致力于《周易》研究，常说中国的智慧在《周易》，《周易》的智慧在和谐［5］，和谐即中和，他借诠释《周易》把中和思想提到战略、决策层面，并看成是中国人的智慧，可谓高屋建瓴。总之，中和或和谐是他们多灾多难一代人的共同期盼与追求。
下面将原文奉上，谨以此纪念。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