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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8日，著名史学家何兆武先生与世长辞了。何先生是我们思想室的老前辈，思想室网站据何先生提供的个人简介，知先生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直至1946年研究生毕业。曾在国家图书馆和陕西师大工作，后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现更名为古代史所）从事历史哲学和思想史研究，翻译了大量西方经典著作。1986年调任清华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并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述：《中国思想发展史》及其英文版《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历史与历史学》、《近代西方思想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论文集《历史性批判散论》。参编《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宋明理学史》等。重要译作包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的《社会契约论》、《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历史的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思想录》、《法国革命论》等，另有《论科学与艺术》、《德国的浩劫》、《人类解放的故事》等。
我第一次听到何先生的名字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就曾读过先生与李约瑟、马元德翻译罗素所著的《西方哲学史》。I995年我来历史所，先生已经去清华大学近10年，当时虽然没有机会谋面，不过还是听一些关于他的轶事。后来有幸先后二次拜访过先生。
第一次是2001年。我当时在历史所科研处工作，因所里受理出版基金的申请需要找外审专家，有一本书虽然是研究清代的，但涉及中西比较，于是我就想起何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事先电话与先生联系，告知所里有位学者写了一部关于中外交流的书稿，请您审阅，他愉快地答应。我先把书稿寄给先生，并说您看完写完评审意见后我再去取。没过几天，先生就写完评语。我们约好时间后，我去清华先生的家取评语，这样就有了与他的第一次接触。先生在清华的住处并不大，也很简朴，到处放的都是书。我向先生致意后，两人开始聊天。可惜当时没有做记录，谈话的细节大都忘记了。不过主题还记得，就是借我送审这本书聊起中西学术的比较问题。先生说研究中外学术交流比较，既要懂外语，还有对国外有关专业有所研究，这样才能做深入恰当的比较，只懂中国是不够的。先生还问起所、室里一些老同志的情况，我把所知道的都一一告诉他，先生虽然离开历史所多年，还是很关心所、室里，尤其是与他相处多年的老同事。
第二次与何先生见面是2011年1月27日，当天我做了记录。这次是跟室里二位同事一起去的。事先我们给何先生买了些水果、点心。进屋表达对他的问候之后，我们开始聊起天来。十年前因审稿一事我曾来过何先生家，多年不见，先生身体还很健朗，记忆力也不错，他还记得我。因我比同来的二同事年长，他们很客气，尊重我，所以谈话主要在何先生和我两人之间进行。当时先生撰写的《上学记》出版不久，我曾拜读，谈话的主题从他上大学开始。先生回忆起1939年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的往事，他是班里最小的一个。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大哲学系念研究生时的老师黄楠森、王太庆先生，包括离开北大的汪子嵩先生，都是比先生稍晚一些的西南联大学生，先生与他们都有过交往。先生与诗人汪曾祺先生是同班，接触不久就领略了这位诗人的豪情与才气。先生的妻子和姐姐、妹妹也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妹夫则是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哲学家萧前先生。接着聊起在历史所的工作，先生说：他在1956—1986这三十年间都在历史所思想室工作，并在侯外庐先生的主持下参与《中国思想通史》等中国思想史论著的撰写。作为侯先生的主要助手诸青（另外有张岂之、林英、杨超、李学勤先生）之一，先生在撰写中国思想论著的同时，也译介了许多西方思想史名著，可谓中外兼通的思想史专家。晚年来清华，先生仍笔耕不辍，所写成的《上学记》颇受欢迎，也引起热议。我问先生，据说您想写一部“上班记”，他只是笑了一下，可能是不好回答，也不好写。先生说：他最近摔了一跤，腿还有些痛，不过看上去精神还很好。我们聊得十分愉快。临走时，同事为我和何先生合影留念。我当时想，像何先生这样的老专家已经不多了，应该好好珍惜才是。其实何先生离开我们思想室后一直关心室里的建设与发展，赠给室里好多书，室里的同事也经常去清华看他，先生与思想室的联系不断，可以说是心心相印。 2004年，姜广辉先生请研究室的老先生、老同事都回室里餐聚，何先生也回来参加了。
何先生翻译了许多西方哲学思想名著，我最喜欢读的是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和罗素那本《西方哲学史》，尤其后一本是我近几年来反复阅读的西方哲学著作。正是通过何先生的译介，我们了解了科林伍德把一切历史都看成是思想史，揭示了历史的真谛。也正是通过先生的译介，我们了解了罗素此书从宗教和科学关系角度切入，以为哲学介于两者之间，既有宗教的超越性，又有科学的实在性，同时又与历史相结合，并以此梳理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西方哲学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并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古代哲学”，从具有自然科学特色的米利都学派开始到作为宗教的基督教的兴起；二是“天主教哲学，从11纪到14世纪基督教哲学占主导地位，科学成为附庸，这一段以宗教改革为结束；三是从17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依然存在，但科学成为主流且对哲学影响愈来愈大。读先生这本译著，一幅西方哲学史的图画清晰地展示在面前。何先生治学以思想为重点又重视历史，他既是历史学界的思想家，也是思想界的史学家，同时又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他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后辈珍视与传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