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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随笔 - 杨朱哭歧路与自由选择
杨朱哭歧路与自由选择
 

思想史随笔  加入时间:2007-10-18 17:03:33  作者:张海燕  点击:4336

  在先秦诸子中,杨朱无疑是一位另类人物。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于是,历史上的杨朱给人一种极端自私的历史形象。出于晋人之手的《列子·杨朱篇》更把他误读为“丰屋美服,厚味娇色”的享乐主义者和纵欲主义者。但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则肯定杨朱的“为我”乃是把人首先理解为生物性的存在,坚持从人本身去说明人,而不是人为地附加更多虚假与神圣的东西,并直言:“在今天阐述杨朱学派的理论时,也许会使人产生一种现实的不快感”,但“这一理论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背后,隐然潜伏着承认感觉体的光辉!”如此看来,在崇尚圣人贤者这类道德超人与哲学烈士的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杨朱的“为我”极易招致曲解与中伤,甚或使人误入歧途,但也无可否认,其中不乏合理性的因素,颇有几分异域或前卫的色彩。

  杨朱思想的另一奇异处,是他“哭歧路”的故事以隐喻形式触及到自由选择的问题。《荀子·王霸》载:“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为可哀甚于衢涂。”这里,“衢涂”指歧路,即岔道,“跬步”乃半步,“跌”意差也。王先谦《荀子集解》解读说:“喻人一念得失,可知毕生,不必果至千里而觉其差也。”衢涂之所以让杨朱哭泣,那是因为它的纵横交错,使行者无从选择,选择不当,便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理念,其实质讲的就是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杨朱哭衢涂,实是反映对选择的困惑、对自由的焦虑,以及不习惯于承担因自我决定而来的个人责任。承担行为的责任,意指当事人本来可以避免这一行为;如果别无选择或因外在强制所为,责任问题也就无从谈起。当然,“哭歧路”的举动本身也是一种选择,但这是最消极的选择。无论就一个人的行为选择还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抉择来说,如果总是在歧路衢涂、三岔路口或十字街头痛哭流涕、裹足不前,无论如何都不是明智之举。

  《吕氏春秋·疑似》则把历史上哭歧路的人说成是墨子:“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故墨子见歧道而哭之。”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引陈昌齐言:此“墨子”下当是脱“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杨子”十六字,而又以“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八字混入注内,《吕氏春秋·当染》中即有“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之语。可见,《吕氏春秋·疑似》把哭歧路的“疑似”者说成墨子,当是误记。事实上,史书中往往把杨朱哭歧路与墨子泣练丝两件事并举,如《淮南子·说林训》载:“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据刘文典《淮南鸿列集解》,“道九达曰逵”,而“练”即白也。“逵路”可往南可往北,杨子不知何去何从而哭;练丝能染黄能染黑,墨子不知如何是好而泣。说来也怪,“不会选择”的痛苦有时更甚于“不让选择”的痛苦;惯性地逃避自由往往比理性地驾驭自由来得容易。我们知道,在由殷周“学在官府”到春秋战国“竹帛下私人”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士人有了自由可又没了方向,有如歧路亡羊,不免迷惘与彷徨。在《列子·说符》中,杨朱哭歧路的故事便演绎成杨朱感叹于歧路亡羊:“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杨子戚然变容,不言者移时,不笑者竟日。门人怪之,请曰:‘羊,贱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损言笑者,何哉?’杨子不答。”说来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又不是出在一毛不拔的杨朱身上,邻家丢羊,他悲从何来?其实,《列子》的作者杜撰这个寓言故事,其主旨无非也是要凸显面对选择时的困惑与无奈。

  杨朱的哭歧路,在后世不乏同调。魏晋名士阮籍在《咏怀诗》第二十三首中有“墨子悲丝染,杨朱泣歧路”句,《晋书·阮籍传》载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因此,唐代诗人杜甫将杨朱与阮籍相提并论,写下“茫然阮籍途,更洒杨朱泣”的凄美诗句。然而,杨朱哭歧路是因为选择太多,而阮籍哭穷途则是由于无路可走。二者虽皆因路而哭,但哭的理由南辕北辙。还是魏晋名士刘伶来得洒脱,他常乘鹿车,携酒一壶,边走边喝,使仆人荷锸相随,告之“死便掘地以埋”。在黑暗的时代,走投无路的气节之士无非是死路一条。一切想明白了,倒也节省了泪水。

  到“五四”时期,中国再次处于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个人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价值选择,于是“歧路”又成了人们思考的热门话题。如鲁迅在《两地书》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自己面对歧路的态度,他说:“‘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老实人,也许夺他的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这里,鲁迅把古代哭歧路的故事归于墨子名下,有张冠李戴之嫌,但他在歧路面前的那种从容乐观、敢于选择与义无返顾的态度,绝非当年恸哭于歧路的杨朱可比。尤其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旗手们推崇“德”(民主)、“赛”(科学)二先生,无疑是作出了正确的历史抉择,至今仍有指点迷津之效。

原载《光明日报》 2004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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