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是《春秋公羊传》的简称，又称《公羊春秋》，是一部传解《春秋》的著作，与《左传》、《榖梁传》并称为《春秋》三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公羊传》在三传中乃至儒家经典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同是对《春秋》的诠释，《左传》以述史为目的，旨在求真，着眼过去，探讨“历史曾经是什么”；而《公羊传》则以改制为目的，旨在求善，着眼未来，探讨“历史应该是什么”。《公羊传》并不执着于《春秋》中记载的史实，而是注重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揭示其中所蕴涵的孔子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倾向。《公羊传》所揭示的《春秋》大义和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吸引了大批有抱负的儒家学者，他们依照《公羊传》的诠释路线对《春秋》展开研究，并对《公羊传》自身不断进行诠释，发展《公羊传》的基本观念，由此形成了一个将儒学推上统治思想地位，并两度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儒家学派——公羊学派。

　　公羊学阐发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独特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一统”说。“大一统”说出自《公羊传》对《春秋》首句“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此后又经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学家发展成一个蕴涵丰富的理论，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固有观念，成为千百年来维系国家统一的强大凝聚力。

　　公羊学还有一套宣扬历史进步的“三世”说。公羊家根据距孔子所处年代的远近，将《春秋》所录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三个阶段，后来又进一步引申出人类社会必由“衰乱世”至“升平世”至“太平世”的历史进化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将越来越发展进步，终至实现理想社会。

　　 “三统”说是公羊学非常重要的理论。按照公羊学的说法，朝代的递嬗要按照黑、白、赤三统的顺序循环交替，每个王朝都按照自己所得之“统”来“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这个说法看似无稽，但却蕴涵了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改制，也就是要求人们根据历史的变化而因时变革。

　　此外，公羊学还有“王鲁”、“进夷狄”、“大复仇”、灾异说等理论，其中很多理论别说是在今天，就是在历史上也长期不为人所理解。但就是有着这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学，却在汉代和清代两次成为了重大历史变革的主导者。

　　第一次是独尊儒术。西汉武帝年间，董仲舒上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举贤良对策》）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第一位公羊大师董仲舒用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推动儒学登上了统治思想的崇隆地位，开启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经学时代。于是，《公羊传》首先从儒家经典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汉统治思想的主体，具有最高的理论权威，渗透到了国家政治的各个角落，成为朝廷决定国家大事的依据和官员审判案件的法典，甚至连皇帝立嗣也多次依赖于公羊大义来解决。不仅如此，《公羊传》居然还直接成了判案的法典，汉代以公羊大义决狱的例子屡见不鲜，董仲舒还专门著有一本《春秋决狱》。

　　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晚清，列强环伺，中国危亡，宣扬改制变革的公羊学开始越来越受到人们推崇。最后一位公羊学大师康有为继龚自珍、魏源等清代公羊家之后，对公羊学的理论进行了改造，并以之作为推行维新变法强大理论依据。这样，在经学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公羊学又再度跃上了中国学术和政治舞台的中心。康有为以“三统”改制说来倡导变革，并将西方的制度也纳入到“三统”范围之内，还以“三世”进化说论证了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他所宣扬的公羊学冲击了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公羊学的学说，排除灾异说等一些时代烙印较深的理论，大多具有进步性，今天看来仍有其一定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