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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中国哲学范式的自我反思和期望 中国思想史_第一辑
转变中的中国哲学范式的自我反思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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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通讯 - 《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 - 第一辑 - 转变中的中国哲学范式的自我反思和期望
转变中的中国哲学范式的自我反思和期望
 

第一辑  加入时间:2007-7-13 21:02:07  作者:王中江  点击:2382

 

  从1995年到1996年的“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参见《中国书评》总第3期至总第10期),到近来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反省和检讨(见《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都显示了一种我们对自身所从事的中国哲学这项工作的性质和状况的不安和困惑。从事中国哲学这一领域研究的学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确实需要进行一次自我反思和自我检讨了。我把这称之为中国哲学一次新的“自我意识”或者“自检工作”。这种“反观”自我、反身于“自我”的“自我意识”和“自检工作”,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只有当我们严重地失衡,或者发生自身意义危机的时候,我们才会回过头来认真看看我们“自身”,审查一下我们所处的境况了。我首先想问的是,中国哲学领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让我们如此不安和不满。

  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从“政治中心取向”向“经济中心取向”的巨大转变,中国哲学研究所发生的一个最大变化,可以说是从“政治化的写作方式”转变为“学术化的写作方式”,这当然也是发生在其他学术领域的共同事态。实际上,二十年来中国哲学的变化又是更大的中国人文和社科领域许多观念、立场和出发点所发生的整体变化的一部分。简要地说,这种整体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们从“单一的欧洲或西方的一元立场”转变到了“多元的立场”。也就是从黑格尔的“一极世界文明观”转到了雅斯贝斯的“多极世界文明观”。与此相应,二是我们从作为“标准性”的西方文明观转到了作为参照物和对话资源的西方文明观;三是,从注重化约论转到了注重非化约论,也就是从注重普遍主义的化约意识转到了注重具体主义的差异性的非化约意识;四是从传统与现代性的不相容立场转到了双向互动的立场,或者说从传统叙事与启蒙叙事的对立转到了化解二者紧张的立场。在这种广大的立场和背景之下而发生的中国哲学的转变,总体上可以说是中国哲学返回“自身”的运动,是中国哲学“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不断增加的过程,当然也是中国哲学研究者自身重新识别自己和确定自己的过程。因为不管如何,我们在塑造中国哲学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塑着我们自己;因为不管我们如何把中国哲学对象化,我们一旦进入到中国哲学领域,中国哲学就构成了我们生活和存在的方式,成为确定我们是“谁”的一个重要向度。

  坦率而言,上述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领域宏观视野上的变化,在促使中国哲学研究走向建设性方向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危险和困惑。我想特别指出几点:第一,我们在肯定传统的立场上变得对传统“隔膜和疏离”。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我们为传统正名、要求重新激活传统、为传统赋予活力和检讨反传统及启蒙叙事的过程中,我们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陷入到了没有经过系统反思的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之中。这样,“传统”恰恰就在我们“回到传统”的过程中产生了单调化和贫乏化,由此对传统造成的伤害,使我们在守卫传统的情形下变得与传统陌生,甚至埋下再次反传统的另一种反动。

  第二是“未加充分反思的本土主义诉求”正在使我们的心灵变得狭隘起来。对传统认同感的增加,对文化差异的强调,对地区性知识的注重,也正在使我们走向孤立主义、自我中心论和对可公度性知识的拒绝。粗暴性的化约当然要拒绝,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一个相对的知识共同体,不承认知识的一定的可公度性,我们得到的差异就只能是无限性的还原,最终我们将丧失任何意义。特别是,当我们一味强调文化差异的时候,当我们把不同的文明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同时恰恰也陷入了化约论的困境。因为我们不仅设定了一个无差别性的西方世界,而且也设定了一个无差别的东方世界或中国世界。但实际上,文化差异既存在于东西方或中西之间,也存在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自身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文化差异的时候,既要有微观的观察,同时也要有宏观的视野,不要因为对文化差异的强调而限制了我们的视野。

  第三是对翻译术语的形式化拒绝实际上是在拒绝一百多年来我们形成的新传统。近代中国引入和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人文和社科术语、名词(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日本这一桥梁),经过百年来的解释、理解和运用,它们已经融化并成为中国学术和思想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就像翻译过来的大量佛教术语早已成为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有机部分那样)。越过了初期翻译阶段已被“中国化”了的大量术语,决不能再简单地说它们只是“西方的”术语(除非是在“起源”上说),它们也是“中国的”术语。一百多年来我们对这些术语的理解和运用,显然不能等同于西方对它们的理解和运用。“哲学”和“中国哲学”术语也是如此,它们作为百年来中国所形成的新传统术语,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无法放弃这一新传统,况且即使能并马上换成中国传统固有的术语(如“义理学”、“理学”或“玄学”等),这也不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观念和概念当然也是名词符号,但它们决不是可以随意换来换去的符号,因为它们含容着复杂和丰富的意义和意味。问题的关键是立足于中国不断重新理解哲学和中国哲学,以丰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意义。

  第四是我们在有意和无意之中显示出了“过剩的中国哲学研究的自身优越意结”。居于海外的非中国学人的汉学研究者,一直是作为“旁观”的“他者”立场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相比之下,身居中国之中,或者说以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这虽然构成了天然性的一体感,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比别人更加了解我们自己吗?我们也许不加反思地自以为是地认为,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研究我们自己的中国哲学,这本身就成为了我们的“优越性”,构成了我们能够比别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的条件。从一面来说,我们研究我们自己母国的历史,我们当然拥有不少有利的条件。但有谁能够保证,身在此中的我们恰恰也有不识中国哲学真面目的情况呢?许多人去找心理医生进行心理咨询的例子,说明有时候我们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我们不要过分把研究自身历史文化作为我们自身的优越感,而要以真正的“原创性研究”来彰显我们自身。

  第五作为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缺乏震撼性的“宏大叙事”和宏大的“主题性建构”。我们越来越精细化,但我们却越来越不知道一个整体性的中国哲学,或者只是知道一个空洞的中国哲学。借用韦伯所说的“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我们现在的中国哲学失去了伟大的灵魂和伟大的灵性。我们要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获得“突破”,我们必须发现中国哲学的伟大灵魂和灵性。虽然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批评胡适、冯友兰、侯外庐、张岱年等人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但我们相信他们在中国哲学研究中都建立了不同的“典范性”。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他们分别具有一些不同的因素外,他们都得益于两个最基本的途径,一是他们在“方法论”上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并拥有一套“系统的方法”;二是他们本身就有一套以一贯之的理论和信念,这就是他们整体上诠释中国哲学的“一贯之道”。简单地说就是他们都从一种哲学范式和深度视点中获得了真正和持久的力量。现在,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可能取得了许多积累并越过了他们,但是在对中国哲学的“整体理解”上,比起他们来我们实际上显得极其无力,甚至是无能。我想这也许是我们对中国哲学现状不满意的最主要原因吧。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具有震撼性和再生性的“宏大叙事”,我们需要在新的重大范式和深度视点上建立起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典范”。

  如果我们真正希望激活中国哲学,那么我们在对中国哲学进行严肃反省的同时,就必须转入到对中国哲学进行千方百计的开拓性转化中。没有一个人是在水外学会游泳并成为游水高手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室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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