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黄进兴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2012年6月1日黄先生以“对儒教的反思”为题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做了十分精彩的演讲。为了更好地把握这次讲演的精义，首先回顾一下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进路。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特色在于从社会文化（他称之为人类学）角度切入，我称之为社会文化的思想史。主要涉及以下诸方面：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黄先生就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中国思想史，这方面的成果集中反映在对孔庙的研究上。其特色是重视实地考查并结合传世文献，从事比较研究与儒教宗教性质的探讨。在《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一书中，孔庙被视为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力量的聚焦点，着力分析统治者与儒生集团在历史上的互动。在《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一书中，则进一步拓展这一成果，除了在概念上借儒、释、道三教比较，厘清儒教的宗教性质之外，更重要的是把孔庙从祀制与基督教封圣制作跨文化的比较，揭示特色，并对其他武庙、通俗小说、像设与毁像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他的研究为我们观察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走进孔庙，可以看到游人不绝，其中参观大成殿的也不少，但驻足东西两侧供奉先贤先儒“两庑”的就不多了，这是因为大家并不清楚从祀孔庙是怎么一回事，对“两庑”先贤先儒牌位背后的故事几乎一无所知。形象地说，黄先生就是研究“两庑”先贤先儒牌位背后的故事。如果把孔庙比作一个迷宫，他的探索如同古希腊神话中铁修斯拿着“亚莉阿德妮的线团”安然走出迷宫一样，打开了孔庙研究的大门，把我们引入中国古代社会，一幅中国古代的社会、思想学术、政治变迁的图画展现在面前。简言之，以祭祀从祀孔庙为主题展开或者说以两庑先贤先儒分析为主线，考查中国古代社会思想、观念及信仰的历史变迁，并涉及社会史、学术思想史、政治史等领域，则是黄先生治中国思想史颇有创意的心得。

 

　　据我所知黄先生社会文化的思想史研究不局限于孔庙，还涉及理学。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就在余英时先生的指导下选择李绂作为研究对象，集中笔墨对被人们忽略的清初王学大师李绂进行有益探讨，阐述李绂与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评价李绂对陆王儒家学派贡献的同时，辨析了陆王学派与程朱学派之间的历史分歧，分析十分公允得当，得到另一位指导老师著名汉学家史华慈先生的好评。其成果写成《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一书，后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书中。

 

　　近些年来，他的研究由理学转向伦理学，旨在探索世纪之交中国道德意识的转化。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分水岭，考查道德思想的转变，即表现为“理学”到“伦理学”的递嬗。此研究希冀能结合他个人对中西伦理学的理解，提供一己之见。《追求伦理的现代性——从梁启超的“道德革命”谈起》、《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则是这方面的力作。前文旨在呈现晚清道德述的变迁。为达到此目的，特别选取三种代表性的文本作为分析的轴线，如梁启超《新民说》道德的革命、刘师培《伦理学教科书》“伦理学”的建制化、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道德的系谱学，揭示其特色。要言之，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与现代伦理学科的建立同步进行，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要了解这一复杂过程，绝非单纯的概念解析所能成事，必须考虑政治、社会以及教育制度的变革。后文则考查了清末民初儒教去宗教化的历程，以及新儒家以“既内在又超越”标明儒家宗教性所遇到的困难，以为如果没有践形的宗教之体（仪式、组织等），儒家的这种宗教性难免成为无所依靠的游魂，而这恰恰从反面印证了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以及儒教的伦理教化的特征。

 

　　另外，他也十分重视史学理论方面的建构，以为这可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目睹当今的史学仍为西学统治，西学的典范主导了不同时代的问题意识，与此同时也规范了解释的模型，中国史学著述除资料性的作品延续自己的传统，其解释理论大都由西方转手而来，或者说是西学的派生物，因此鲜有特色与创意的这种现状。他的研究以后现代主义作为关注对象，检讨当下史学研究的因应对策。试图以前现代的治学精神作后现代的事业，并透过大量直接阅读后现代的名家，进而梳理出与史学的关联，必要时且切入中国史学的议题，期以达到交相切磋、知己知彼的效果。其成果收入《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一书中。

 

　　黄先生社会文化的思想史研究进路与他的西学背景有关。他于1973、1975年先后获得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史华慈、余英时两位先生。1983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他在美国求学7年其中哈佛6年，比较系统学习了西方哲学史、社会学、人类学、基督教史，看一看他撰写的《哈佛锁记》（此书出版时以他夫人的名字署名）就能清楚的了解这一点。因此，在研究中旁征博引，涉及哲学家康德、尼采、维特根斯坦，社会学家韦伯、涂尔干，以及基督教圣经及相关神学家。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与新加波东亚哲学研究所，曾获得美国傅尔布莱特资深学者奖助金，现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湾中研院院士。多处任职及所承担的重要职务也使他有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机会、视野开阔，有助于从全新视角发现问题并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总之，黄先生的研究无疑对我们大陆同行是有启发和借鉴的。

 

　　回过头来看黄先生的这次演讲，可以说是对他自己以往研究的总结。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视角新颖。前人对孔子儒家或儒教的研究往往以儒家经典文本作为诠释对象，而他则从人类学及社会史的角度切入，更注重民间的信仰与统治者之间的区别，以此为视角来看儒学史实际上是社会的儒学史。第二，追述祭祀从祀孔庙的历史，这一历史轨迹同时也反映了孔子儒家及后学的嬗变，并与古代的社会、政治的发展交织在一起，进而补充与完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第三，从相对意义上肯定儒家宗教性的这一历史事实，把这一宗教性理解为一个社会文化的过程并对其特性进行分析。如通过对国家宗教与个人宗教、公共宗教与私人宗教的比较，揭示古代儒家宗教性的特征，即国家宗教与公共宗教，与此同时也看到这一特点在近代所发生的由国家宗教向个人宗教、公共宗教向私人宗教转变的艰难历程。第四，考查近代以来儒家除宗教化过程的这一客观事实，使得当代新儒家为了与西方哲学对话恢复儒家宗教性变得十分困难，对他们的努力持悲观态度。第五，联系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借鉴西方哲学作概念或范畴的解读，而从社会文化及宗教角度切入，把思想史变成社会文化或人类学的思想史，这也是研究思想史的一个新进路。总之，他的演讲不仅在于谈儒教，而在于通过它再现社会的或宗教的思想史，或者说把通过对经典文本解释而形成的概念或范畴式的思想史变为更广义的社会宗教文化的思想史。他形象的把这一转变比做把骨架添上皮肉，即使之成为丰满的思想史。

 

　　当代美国思想史发展大趋势是从社会文化角度切入。黄先生在《蜕变中的“思想史”：一个史学观点的考察》一文对美国思想史的研究做了回顾，认为从上个世纪思想史孕育于西方传统哲学，迄今只不过七八十年，思想史却已历经了社会的转向、语言的转向、叙事的转向，以及晚近文化的转向，尤其是近些年来新起的新文化史可视为思想史的浴火凤凰。新文化史侧重常人的心态与感觉，与此前的思想史重视概念和理性迥然不同。显然，他研究思想史的这一社会文化进路受到当代美国思想史的影响。

 

　　黄先生的研究与演讲引发我对中国思想史研究进路的点滴思考。近三十年中国大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写作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从哲学角度研究或写作思想史，可以称之为哲学的思想史。这方面的研究及写作，其一，所用的文本主要是传统的经典，如儒家的经书经注及阐释义理的著述；其二，理论框架是本体论、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等，研究所运用的工具主要是演绎，对概念、范畴进行哲学诠释，揭示古代精英思想的特色、贡献及发展与变迁。第二，从史学角度研究或写作思想史，可以称之为史学的思想史。这方面的研究及写作，其一，所用的文本主要是非经典（民间文献）或与考古和文物相关文献，如墓志、碑刻、简帛等；其二，一般不预设理论框架，从事实史料出发，研究所运用的工具是归纳，用材料说话，对问题采取社会历史的分析。就目前的学科分类来说，哲学的思想史属于哲学学科，史学的思想史属于历史学科，由于学科不同，本来就没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但揆诸作为哲学与史学结合的思想史来说，以上两种研究或写法则各有偏重。哲学的思想史重在所用的文本代表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如经部为四部之首，对经部相关文本的分析揭示其微言大义，有助于突显其当代价值，不足在于多少脱离当时的社会及民间信仰和观念。史学的思想史重在反映普罗大众的思想、观念、信仰，不足在于深度不够，过于零散、缺乏体系。鉴于以上两种思想史的研究进路及写作模式，我认为，今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进路是跨学科的，哲学家、史学家，甚至是文学家应该相互合作，把哲学的思想史与史学的思想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把思想史本身应有的侧重于思想内涵与论证的哲学进路和强调外延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史学进路协调整合，使思想与观念及信仰、精英思想与普罗大众思想、演绎与归纳融为一体。在这里，哲学是灵魂，史学是根本，既有当代思考，又有历史积淀，两者有机结合，使中国思想史成为一部客观地反映中国先民理性精神而且又活在当下的精神生活史。我想这应该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进路。

 

（本文的主要部份以“哲学是魂 史学是根——黄进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为题刊载在2012年8月6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