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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侯外庐在李大钊的影响与指导下，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确定了以翻译《资本论》作为起点，毕生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努力方向。在翻译《资本论》的基础上，侯外庐通过参加组织活动、执教于大学讲堂、公开发表演讲、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交流与论辩、著书立说等方式，广泛地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为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侯外庐;马克思主义;传播;
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中写道：“我以研究《资本论》为起点踏上征途，从而确定了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对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信念。”1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服膺，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史家与教育家，侯外庐以翻译《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起点，同时通过讲学、交游、著书立说，全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为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做出了卓越贡献。相对于对侯外庐生平与史学思想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关于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还比较薄弱，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文章与著作面世。
一 结识李大钊与翻译《资本论》：侯外庐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缘起
作为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南陈北李”之一的李大钊对侯外庐接受、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与指导下，侯外庐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产生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的决心。
（一）上下求索：选择马克思主义
侯外庐于1923年从山西汾阳县（今汾阳市）汾河中学毕业并奔赴北京，在参加北京大学考试失利后，同时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北京法政大学法律系并被两校录取，开始同时就读两校。由于参加过北京大学入学考试，他切身体验到县城名列前茅的学生与真正的现代文化前沿之间的差距，所以在此后的大学生涯中，侯外庐刻苦学习，广泛阅读书籍，涉猎各个现代学科。2正是在这样孜孜不倦的阅读与求索中，侯外庐逐渐了解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其毕生研究、运用、信仰的理论。侯外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利用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以实际行动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相对于李大钊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侯外庐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成功结合的传播者。
（二）结识李大钊：确立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人生方向
1924年，通过同乡高君宇介绍，侯外庐与李大钊相识。此后，他通过向李大钊借阅唯物主义类书籍、请教问题，得到李大钊的悉心指导。其中有两件事情成为侯外庐接受马克思主义，继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生追求方向的标志。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侯外庐和进步青年创办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下层》。当杂志编辑印刷遇到资金困难时，李大钊向邻居李石曾借钱支持刊物的出版面世。由于《下层》的激进立场，该刊在出版第一期后马上被取缔，但是这却让侯外庐从此开始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下层》问世，对于我个人，可以说是青年时代的第一个转折的标志……自此，我迈出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这一重大的进步，完全是李大钊同志教育和帮助的结果。”3第二件事是在《下层》被查禁后，侯外庐同李大钊谈论以后的个人发展方向时，其在李大钊指导下决定了终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生方向。“我向他表白了一个心愿，想翻译一点马克思的原著，一则自己可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二也为国内读者的需要出点力。对此，大钊同志是赞同的。当时我的这个决心，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4侯外庐创办的《下层》杂志是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才得以面世的，这助其“迈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在《下层》被查禁后的彷徨中，他又是在李大钊的教导下，才决定把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生努力方向。因此，与李大钊的相识成为侯外庐接受和此后一生翻译、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新境界的契机。侯外庐后来总结说：“（大学时代的我）之所以能从此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一生，应该说，是李大钊同志给了我第一个推动力。”5
（三）翻译《资本论》：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起点
在确定了信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奋斗目标之后，按照李大钊的建议，侯外庐最后决定从《资本论》的翻译入手，开始了一生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国内《资本论》译本的演变，以及侯外庐译本《资本论》的地位，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基本形成了清晰的脉络6。这里再简单梳理一下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的时间轴及其意义。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经过了十年坚韧不拔的努力，这十年中，他历经了漂洋过海、旅居法国，再辗转回国、被捕入狱等坎坷。这十年艰辛的收获是从1932年至1936年，侯外庐与王思华合作翻译出版了上中下三册合订本的《资本论》第一卷完整译本。“这是我国第一个完整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文全译本，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71932年12月11日，侯外庐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与许德珩、马哲民一起被捕入狱，号称“许、马、侯事件”，后经多方营救，于一年后出狱。出狱后，侯外庐继续翻译《资本论》第二、三卷，至七七事变后“已经译完第二卷和第三卷大部分内容，并与武汉生活书店签订了出版合同。但是不久，他得知郭大力和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全三卷即将同时出版的消息后，就同生活书店解除了出版合同”。8总之，侯外庐“苦译《资本论》，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包括侯外庐在内的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当时动乱的社会环境下以不同的方式和路径克服重重困难，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扎根中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9对于这一点，马夫在研究《资本论》译本时，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做出了总结：“马克思主义靠悟是悟不出来的……从媒介学的角度，靠的是翻译。”10《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也加强了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通过十年翻译《资本论》的磨砺，使他的学术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形成自己鲜明的理性特色。”11
《资本论》的翻译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夯实了以侯外庐为代表的翻译者和学习者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培养了其严肃谨慎的治学态度，而且更加确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二 授业交游：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
有了翻译《资本论》这样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侯外庐开始通过执教于众多大学讲堂、公开发表演讲、参加组织活动，以及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交流与论辩等实践活动，广泛地宣传推广马克思主义。
（一）传道授业：大学讲堂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
就目前关于侯外庐研究的成果来看，学界的主要关注点是侯外庐翻译《资本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创中国史学研究新境界。然而，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的初衷却有二：一方面是精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是更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12。目前学术界关于后者的研究相对薄弱。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面侯外庐除翻译《资本论》之外，还走出书斋，通过在多所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直接向广大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在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为自己打下了精深的理论基础，所以他无论讲授哪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都会吸引大量的学生关注。
侯外庐在大学里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最早是在1930年，经历了在法国以翻译《资本论》为主要工作的三年节衣缩食的旅居生活后，迫于生计，他经莫斯科辗转回到国内，首先抵达哈尔滨。侯外庐在哈尔滨既要寻找党，也要养家糊口，于是经朋友介绍，他开始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据侯外庐后来回忆，他当时留在哈尔滨任教职，也有感于当时在哈高校学生精神生活的贫乏，想主动为他们“做一点传播甚至启蒙的工作”。13侯外庐发现他在哈尔滨法政大学讲授“经济思想史”课程时，由于自己“着重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来源和主要内容。讲课中，有意识地灌输一些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出我所料，这门课程很快吸引来大批学生，来听课的人特别多”14。由此可见，侯外庐在哈尔滨法政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好地实现了他“想要做一点传播和启蒙工作”的初衷。
九一八事变后，为形势所迫，侯外庐于1932年春离开哈尔滨，回到原来求学的北平。“在北平，他受聘担任了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在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兼课，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15。在这一时期，侯外庐这样的进步学者在北平大学讲堂上宣讲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十年代前期，在北平有一批学者利用高等学校文科讲台，公开设立马克思主义学说课程，活跃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述学者的宣传和教学活动，无疑是对广泛、深入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在中国现代思想学术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应该记录下他们的功绩。”16
七七事变后，在抗日战争日益危难深重之时，侯外庐仍然接受进步学校邀请，讲授进步课程，一如既往地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1937年太原失守后……我接到山西‘牺盟会’所创办的‘民族革命大学’来信，请我任教。‘民族革命大学’设在临汾，我感到义不容辞，决定前往……我讲授《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课程。”171938年，侯外庐在武汉遇见李公朴，李公朴把《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讲义要去，推荐发表在邹韬奋、柳湜主编的《全民抗战》杂志上。18讲义的发表，进一步扩大了侯外庐为民族革命大学授课这件事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宣传与传播效果。
新中国成立前后，侯外庐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工作。侯外庐1949年4月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由于北平是1949年1月和平解放的，所以侯外庐是新中国领导下的北京师范大学首任历史系主任。1950年3月，侯外庐奉调担任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了十一个月多的历史系主任，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讲授、宣传马克思主义了。侯外庐还通过担任系主任的契机，全面推行教学改革，不到一年时间取得了大量教学改革成果，受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肯定并加以推广，也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其具体举措与成绩如下：“亲自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论和历史唯物论》……改造旧师大历史系、创办新师大历史系，延聘白寿彝、马特等名师到历史系任教……侯外庐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学改革，受到教育部和新闻界的热切关注和积极支持，教育部向全国高等学校推荐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改革经验，并组织北京的兄弟院校参观、学习；《光明日报》刊载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集体教学受到欢迎》等报道。”19侯外庐在西北大学任校长期间，主要做了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并进行了推陈出新的教育改革，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54年4月，侯外庐在西北大学校长任上，又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副所长，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学术研究，至1958年7月，他不再兼任西北大学校长，结束了学校工作。
侯外庐自20世纪30年代回国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始，先后在多所大学担任教职。在这些高校中，其讲授课程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和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会革命类为主，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持续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讲演与交游：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的切磋与精进
自于北平高校任教始，侯外庐一有机会就参加党领导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参加救亡宣传演讲，走上向广大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线。据其晚年回忆：“我在北平大学法学院开课不久，便有同事来约我参加‘左翼教师联盟’（简称‘教联’）的活动，我成了这个组织的成员。‘教联’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隶属于‘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北方文总’）……形势要求我同时兼顾教学、翻译、宣传抗日、宣传马列等多方面的活动，各方面还的确都取得了一些收获……全仗‘北方文总’和‘教联’的同志们支持”。20也正是在教联的组织下，侯外庐越来越频繁地走上北平各大学讲坛，甚至是中学讲台配合抗日救亡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与群众的大量交流互动中，侯外庐发现：“那一个时代的症结问题，只有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科学地、准确地加以解释。许多人努力这样去做了，效果好得惊人。讲演会的听众，往往是将最大的热情报之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时代问题和中国前途问题的讲演。”21由此足见，侯外庐积极投身的救亡演讲收到了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良好效果。
在研究侯外庐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贡献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被充分注意到，那就是侯外庐的人生际遇与人际交往对其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侯外庐在上下求索历程中所接触到的良师益友，或指点迷津，助益其走上光明前程；或相互砥砺，使其对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相与论辩中日渐熟稔精湛。正是同这些良师益友的相与往还，坚定了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加深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程度并加强了宣传传播效果。在此前的研究中，虽然也有不同的文章对于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但是作为一个专题来归纳总结，尚未见到。因此，下面专就这一问题做一个集中讨论，以裨补阙如。
论及侯外庐的人际交游，最为重要的当然要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李大钊。如前所述，正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教诲与指导下，侯外庐决定以翻译《资本论》为起点，走上毕生信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且取得了杰出成就。关于这一点，其自传《韧的追求》中列有专题《李大钊的教诲》，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对侯外庐学术成就有重要贡献的第二位友人当推与他合作翻译出版中国首部完整版《资本论》第一卷翻译本的王思华。正是这个第一译本，使侯外庐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史上具有标志性地位。侯外庐也在与王思华合作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友谊，正如他在晚年回忆时所说：“在我与王思华甘苦与共、一同倾注心血于《资本论》翻译的岁月中，我们之间建立起终生莫逆的信任和友谊。”22
侯外庐与后来和他并称为“史学五老”的另外四位著名史学家都有过深入交往。他们之间的交往，常常是通过相互讨论马克思主义、相互约稿等活动实现的。这种生活中良朋挚友、工作中合作互补式的交往，在相互切磋鼓励中，相互促进了对共同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共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这一方面，侯外庐的女儿侯均初“从做女儿和学历史的一名学生的角度，以耳闻目睹的一些史实反映他的某些侧面”23，讲述了侯外庐对事业的追求与对党的忠诚、史界五老之间的情深谊长。
此外，侯外庐与史学界许多重要的学者也都有过交往。这些交往也同样对其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传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帮助与影响。周鑫以杜国庠、郭沫若、翦伯赞为例，通过对侯外庐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自由讨论与相互辩论的研究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交流与论辩“不仅增进了学术友情，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促进中国社会史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发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科学化更是意义重大”。24
（三）编辑杂志：广泛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
主办或者参与多种杂志的编辑出版是侯外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实践活动。他正是通过在自己发起主办的杂志上直接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社会革命类的文章，抑或在自己于工作中担任主编或相应管理职责的刊物上择机发表同样的文章，不断扩大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与辐射的。
如前所述，《下层》是侯外庐在北平读大学期间联合进步青年主办的第一个进步杂志。这本杂志由于其鲜明的进步特色，第一期甫一面世即被反动当局取缔。这一经历标志着侯外庐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侯外庐参与编辑工作的第二本杂志是他在旅法期间主编过两期的旅法党组织主办的《赤光报》。“这两期主要内容是评论国际时事、经济危机问题、揭露国民党腐败和蒋介石的全面反动等等。”25
上述两种报刊的编辑都为时较短，但是给了侯外庐很大的鼓舞与启示，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而此后，真正为侯外庐提供长期的进步理论宣传园地的是他曾经长期供职并担任主编的《中苏文化》杂志。《中苏文化》是国民党为了联合苏联共同抗日而成立的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经由在北京求学时期结识的王昆仑介绍，侯外庐自1939年开始担任《中苏文化》的主编，这一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47年，前后一共八年时间。王昆仑是孙科的代表，当时任中苏文化协会的理事。侯外庐在主编《中苏文化》杂志时，“有意识地利用这个阵地宣传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我们发表过列宁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的文献，刊登过斯大林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取得胜利理论的文章”26。为了利用好这个宝贵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侯外庐想方设法邀请不同阶层的名人为杂志撰稿，以扩大杂志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影响。侯外庐个人也积极撰写稿件，仅从1938年到1943年的五年时间，侯外庐就为《中苏文化》撰写了50多篇时论文章。2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针对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引起的国内外舆论界轩然大波，为了让正在进行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摆脱对时局的困惑，正确理解国际形势，1939年9月《中苏文化》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起到了及时帮助人民群众明辨是非的效果。侯外庐主编的《中苏文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成功地持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社会革命与进步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侯外庐主编的另一个重要报刊是《文汇报》副刊系列中的《新思潮》。《新思潮》成为解放前侯外庐主持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后一个阵地。抗战胜利后，侯外庐根据工作需要在1946年先到南京继续主持《中苏文化》至年底，后来由组织安排卸任《中苏文化》职务赴上海工作。到上海之后，侯外庐的主要目标是集中精力编写《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但1947年初，郭沫若邀请侯外庐主编《文汇报》改版后的新副刊系列中的《新思潮》。他接受邀请，与杜国庠共同担任主编，以《文汇报》的《新思潮》副刊为阵地，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据其后来回忆，《新思潮》主要“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历史观为己任，与胡适真理不可知论作不调和的斗争”28。1947年底，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侯外庐避难香港。1948年9月开始，他又担任了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的《新思潮》副刊主编，继续宣传新思想。在这年11月底，侯外庐离开香港回到内地。
三 著书立说：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是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唯一的正确途径。侯外庐在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毕生追求中，在深刻把握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特点的基础上，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探索是通过其具有开拓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与著述实现的。
（一）侯外庐社会史研究著述与中国特殊规律的探寻
侯外庐通过翻译《资本论》较为全面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所以其史学研究起步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并因此取得了系列开创性成果。
对于侯外庐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的具体历程与详细观点，学术界已经有充分的讨论和共识性结论，本文不做重点探讨。本文的关注重点在于侯外庐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中所体现出来的主动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主体性自觉。这一点体现在他开始转向史学研究时就秉持的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自身规律的理念中：“我研究古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就是力图把中国的古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做一个统一的研究，以便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特殊规律。”29
1934年，侯外庐写了《社会史论导言》一文，该文于1939年发表于《中苏文化》第四卷第二期。这篇文章后来被学术界认为是侯外庐史学研究开始的标志。“由经济学研究而转向史学是侯外庐学术生涯的重大转折，‘导言’一文正是这一转折的主要标志。”30该文章的特点是把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力图探求不同社会形态的内在规律性。这是他探索中国历史特殊规律的理论准备。
侯外庐开始转向史学研究的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由于刚刚将工作方向由以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转向史学研究，他并没有更多地直接参与当时的社会史论战。但是，从他转向史学研究的第一篇标志性文章所研究的问题与视角来看，侯外庐在其史学研究起步时所涉及的正是当时学术界的焦点内容，这也反映出其治史嗅觉的敏锐性和对前沿问题的关注。在关注主流问题的同时，他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性关系问题，这成为此后其史学研究的一贯作风。
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所涉及的重要论题主要有“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方法论上，其共同点是如何认识社会性质和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问题”31。正如其写作《社会史论导言》是从当时的学术界主流问题入手介入史学研究并力求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探索不同社会形态特殊规律一样，此后侯外庐的史学研究基本上关注的都是中国学术界讨论的重要问题，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他始终努力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所以其研究成果如“亚细亚古代”与“古典古代”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发展路径、封建土地国有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32，都显示出明显的中国特殊性。
侯外庐的史学研究起步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探寻中国古代社会特殊规律，继续深入下去，就会走向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性的中国特色层次，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这一点在其后续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得以逐次展开。
（二）侯外庐思想史研究著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探索
侯外庐对思想史的研究的开始可以追溯到他20世纪30年代初在大学任教之时。1931年，从法国回国后，侯外庐最初在哈尔滨法政大学讲授“经济思想史”课程。这可以看作他研究思想史的开始。作为其在法政大学讲授“经济思想史”课程之一章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的讲义，于1934年由北平国际学社公开出版。33这是他公开出版的中国思想史的第一本论著。这本著作也确立了他研究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原则：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
1941年到1942年侯外庐完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写作，该书于1944年由重庆文风书店出版。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侯外庐从社会史研究向思想史研究的转向。34当时在思想史领域，唯心史观主导的著作占据重要地位。正是《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及此后不断出现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的建构，使史学界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思想通史》则是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该著作系列是由多人分工协作完成的。该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思想史的全面检阅和清理，在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点的同时，也全面贯彻了侯外庐在其史学研究初创时期提出的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探寻中国史学发展特殊规律的宗旨。他在《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过程中不但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而且在实践中又将这一原则推进到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特色的层次。“他将历史唯物论和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相结合，将社会史的研究和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有机结合，不仅恪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方法，而且不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35侯外庐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等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贯穿于《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中，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扎根。
此外，侯外庐在与思想史相关的其他学科研究中也表现出努力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各学科的民族特色的学术追求。如方光华指出侯外庐“依据唯物史观对中国宗教思想史作了独具特色的系统性诠释……其研究成果成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范式”36。周文玖认为侯外庐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邀请白寿彝撰写了刘知幾、马端临两章，并认为这两章使该卷得以增色；白寿彝则从撰写中找到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新途径……白寿彝此后在中国史学史领域取得的成就，与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的撰著是分不开的。”3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侯外庐对于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研究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入手，探索中国史学的特殊性，开创了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新路径。这些开创性研究，为此后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研究树立了典范，在形成学派的同时，也使学者争相效仿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术研究，不仅促进了理论宣介与实践运用的有机结合，也推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式的终极传播效果。
（三）独立自得：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杰出贡献
启蒙时期的私塾式的传统文化教育奠定了侯外庐扎实的国学基础，翻译《资本论》赋予他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使他形成独立自得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品格。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有机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杰出代表，开始用唯物史观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论证了中国社会发展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共同的规律，成功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侯外庐则在此基础上更深入一步，研究中国历史在符合一般规律前提下的特殊性，更加具体地揭示中国历史的本质特征。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并努力用中国历史的具体材料来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38
在史学五老中，侯外庐被认为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贡献者。他的实践成果表明马克思主义经过在中国的多年传播与应用，最终实现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白寿彝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时指出：“本世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李大钊同志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的发展的重要标志，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代表三十年代的理论成就。四十年代，外庐同志的著作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有特殊的地位……他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这一点很重要。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但是把中国历史特点抓出来，这在外庐同志是最突出的。在这一点上，外庐同志比其他几位同志贡献更大。它反映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外庐同志的著作是这个阶段的标志。”39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学术研究的进步，侯外庐当年的探索及其结论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可商榷之处，其得出的观点“作为具体结论，显然不可能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或赞同。但如果不囿于门户之见，就不难发现，侯外庐提出的这些论点，既是解决历史疑难，同时也是在大胆地探寻解决疑难的方法”40。这充分说明侯外庐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即类似于“但开风气不为师”。这种不断求新的探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原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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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第15页。
2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0页。
3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4页。
4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4~15页。
5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6页。
6《资本论》译本演变：“1920年10月，上海《国民月刊》第二卷第3号发表了费觉天翻译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篇名为‘资本论自叙’，这被看作《资本论》最早的‘部分中译本’，为《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现拉开帷幕。从1930年开始，陈启修译本（只出版了计划10册中的第1册，1930年出版，国内出版的第一个《资本论》中文节译本）、潘冬舟译本（接续陈启修译出第一卷第二、三、四篇，接着陈启修所译的《资本论》第1分册，分为第2册和第3册，分别于1932年和1933年出版）、王慎明（思华）和侯外庐译本、吴半农译本（译出第一卷的第一、二篇，1934年出版）、郭大力和王亚南译本（第一个三卷全译本，1938年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出版了目前比较通行的中央编译局译本。”参见孙建茵、冯引《〈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王慎明、侯外庐译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第33页。
7孙建茵、冯引：《〈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王慎明、侯外庐译本考》，第28页。
8孙建茵、冯引：《〈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王慎明、侯外庐译本考》，第43页。
9周鑫：《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第34页。
10马夫：《〈资本论〉最早的四个中文译本》，《党史文汇》1994年第9期。
11侯且岸：《侯外庐与〈资本论〉的译缘》，《百年潮》2013年第4期。
12参见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5页。
13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7页。
14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8页。
15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322页。
16朱学文：《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页》，《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5期。
17侯外庐：《韧的追求》，第79~80页。
18参见侯外庐《韧的追求》，第83页。
19参见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20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9页。
21侯外庐：《韧的追求》，第39页。
22侯外庐：《韧的追求》，第33页。
23侯均初：《我的父亲侯外庐》，《沧桑》2002年第2期。
24周鑫：《侯外庐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交流与论辩》，《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5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3页。
26侯外庐：《韧的追求》，第89页。
27参见侯外庐《韧的追求》，第89页。
28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81页。
29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14页。
30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第333页。
31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第331页。
32参见方光华《侯外庐学术思想研究》，三联书店，2015，第50~81页。
33方光华：《侯外庐学术思想研究》，第421页。
34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第344页。
35张岂之：《远见卓识的引路者---略论侯外庐先生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卓越贡献》，《哲学研究》1987年第11期。
36方光华、袁志伟：《侯外庐的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
37周文玖：《侯外庐与白寿彝的学术交谊及治学特色之比较》，《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2期。
38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第340页。
39白寿彝：《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
40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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